2013年9月17日星期二

劉細良: 澳門化,倦怠症,人質病




香港自九十年代立法會引入直選開始,進入了漫長的民主過渡期,廿多年來所謂循序漸進,只因為北京自八九年六四後不信任香港人,......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一方面修改直選模式,採用澳門名單投票制,取代英治時代的單議席單票制,壓制泛民在直選中的優勢,將議會變成黨派林立,難以凝聚成統一意志。另一方面中方投入龐大的資源,扶植民建聯、工聯會,通過商界影響媒界,龐大的資源投入,長期地區工作部署,令建制派逐步控制了地區會,蛇齋餅糭式福利主義成為香港民主化的副產品。

北京拖長整個過渡期,是為了扶植建制派,令他們有能力在選舉遊戲中勝出,獲民意授權而成為特區政治主流,目標就是令香港變成另一個澳門。澳門選舉大家都不會驚訝建制派名單大比數勝出。而這種長期消耗戰,令本來民主派旗艦民主黨領導的鬥志及群眾基礎,被消磨怠盡,十多年來萎縮成為一個規模大些少的民協,一區一個立法會議員,地區公職人員數目下降,支部組織難以發展。

泛民呈疲態 公民社會抬頭

根據政治學硏究,民主過渡期愈長,對當權者愈有利,因為在這過程中消耗了巨大社會能量,民氣消散,甚至認為選舉無法改變政治現實,不斷爭取、失敗、一次又一次期望落空,出現了所謂轉型期倦怠症。泛民中人及中堅支持者呈疲態,因政見路線而分裂內哄,相反建制勢力累積更大資源,此消彼長,建制派理應穩坐釣魚船。但在過渡期政治轉型緩慢所出現的倦怠,只限於政治精英層面,公民社會及年輕一代投入社運,在03年後抬頭,逐步取代了政黨。佔領中環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假如北京判斷佔中只係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數人士主張,只要找幾個「一線教授」站台,取代惡形惡相的愛字頭紅小將,便可奪回話語權,實在太天真。

公民社會可以說是真正推動香港進入民主轉型的門檻,而要壓制公民社會,當權者將要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近年警方不斷拘捕示威人士,秋後算帳,律政司對傳媒作吹毛求疵的上訴,都顯示當權者以對付公民社會為目標。但最令人失望是泛民政黨不單沒有與公民社會結合,反而為求得政改談判機會,自我設限,保持距離。

香港早前流行一個名詞叫斯德歌爾摩症候群,指人質被脅持久了認同了脅持者,渴望得到脅持者的關愛。在漫長的過渡期中,民主派是受害者,整個中生代在政治上被有計劃地消滅,支部系統瓦解,變成民協化,作為旁觀者,目睹廿多年變化,令人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