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九十年代立法會引入直選開始，進入了漫長的民主過渡期，廿多年來所謂循序漸進，只因為北京自八九年六四後不信任香港人，......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一方面修改直選模式，採用澳門名單投票制，取代英治時代的單議席單票制，壓制泛民在直選中的優勢，將議會變成黨派林立，難以凝聚成統一意志。另一方面中方投入龐大的資源，扶植民建聯、工聯會，通過商界影響媒界，龐大的資源投入，長期地區工作部署，令建制派逐步控制了地區會，蛇齋餅糭式福利主義成為香港民主化的副產品。
北京拖長整個過渡期，是為了扶植建制派，令他們有能力在選舉遊戲中勝出，獲民意授權而成為特區政治主流，目標就是令香港變成另一個澳門。澳門選舉大家都不會驚訝建制派名單大比數勝出。而這種長期消耗戰，令本來民主派旗艦民主黨領導的鬥志及群眾基礎，被消磨怠盡，十多年來萎縮成為一個規模大些少的民協，一區一個立法會議員，地區公職人員數目下降，支部組織難以發展。
泛民呈疲態
公民社會抬頭
根據政治學硏究，民主過渡期愈長，對當權者愈有利，因為在這過程中消耗了巨大社會能量，民氣消散，甚至認為選舉無法改變政治現實，不斷爭取、失敗、一次又一次期望落空，出現了所謂轉型期倦怠症。泛民中人及中堅支持者呈疲態，因政見路線而分裂內哄，相反建制勢力累積更大資源，此消彼長，建制派理應穩坐釣魚船。但在過渡期政治轉型緩慢所出現的倦怠，只限於政治精英層面，公民社會及年輕一代投入社運，在03年後抬頭，逐步取代了政黨。佔領中環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假如北京判斷佔中只係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數人士主張，只要找幾個「一線教授」站台，取代惡形惡相的愛字頭紅小將，便可奪回話語權，實在太天真。
公民社會可以說是真正推動香港進入民主轉型的門檻，而要壓制公民社會，當權者將要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近年警方不斷拘捕示威人士，秋後算帳，律政司對傳媒作吹毛求疵的上訴，都顯示當權者以對付公民社會為目標。但最令人失望是泛民政黨不單沒有與公民社會結合，反而為求得政改談判機會，自我設限，保持距離。
香港早前流行一個名詞叫斯德歌爾摩症候群，指人質被脅持久了認同了脅持者，渴望得到脅持者的關愛。在漫長的過渡期中，民主派是受害者，整個中生代在政治上被有計劃地消滅，支部系統瓦解，變成民協化，作為旁觀者，目睹廿多年變化，令人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