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官方經濟數據可靠與否，在過去的GDP高增長歲月沒多少人理會，因為商政界一般認為，有錢賺就好，幾個數字的 零頭不準確，沒有問題，更而且，數據偏「好」，有利於營造景氣，誠非壞事。不過，自從GDP增幅放緩以來，這方面的疑問開始受到商界關注；畢竟，是七還是 六個百分點的增長，差了一成半，若有其他不利因素相舛忤，實足以影響利潤和投資。
此外，一直以來，學術界對大陸經濟數據信心也比較 高，大名鼎鼎如普林斯頓的鄒至莊，亦認為研究者可以安心使用；他在自己的量化分析裏，經常大量應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但是，最近，連學界也開始懷疑大 陸數據、擔心造假。上周四，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副教授包爾丁（
Christopher Balding ） 在《社會科學研究網絡》（SSRN） 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數據有多爛？〉的論文討論稿，指出大陸多年來發表的官方數據嚴重失誤，各種數字自相矛盾，用以計算基準數據的關鍵參數偏離現實，有些甚至到了明目張膽（「blatant」）的地步，筆者看了嚇一跳【註】。
兩個基本經濟概念
今天介紹並討論包氏文章要旨。先解釋一下兩個基本經濟概念，有這方面知識的讀者，可以略過跟着的兩段文字。
大家知道，量度某地某年經濟總體表現的最通用尺碼就是實質GDP，但實質GDP無法直接觀察，基本上只能以名義GDP（即以當年市場價格算得的生產總值）除以全年通脹率得出。名義GDP由商界層層上報累計得出；假定此總數完全準確，則實質GDP有多可靠，便視乎通脹率有多「硬淨」；把通脹率低估一成（或分十年每年低估1巴仙），之後算出來的實質GDP就「增加」百分之十。
通脹率本身是一個簡單數字，以一個數字反映千百萬種商品（物品及服務）在 一整年中的各自價格變化，卻非易事。一般做法是把商品橫向分類，每一小類當中，按商品的當年價格變化及消費比重算出加權平均，作為這個商品小類的通脹率； 小類集結成中類、中類集結成大類……，如此不斷橫向集結，最後得出的加權平均數，就是通脹率。
包氏研究大陸實質GDP之時，沿用國統局給出 的名義GDP，只着眼找出其通脹率所含誤差。結果發現，單是十年來通脹率所包含的累積錯誤，便足以把現時的實質GDP數字高估8至12%，約相當於一萬億 人仔。如果作全面的誤差評估，特別是如果還查找地方機構層層上報各地名義產值時加進去的「水分」的話，上述實質GDP數字的8至12%高估，不過是誤差的 下限。
討論大陸官方通脹率可靠性之時，包氏特別選擇房地產價格與租金及所用的若干加權參數為切入點，因為住房消費通常是國民總消費中的最大 項，而國統局這方面的處理手法最為離譜。何以見得呢？大家可以看看該局給出用以計算2000年到2011年期間通脹率的有關數據和所用參數，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逆乎常識的結論：
一、城市樓價升幅
大陸的名義住房價格指數（即租金、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指數，而不是屋價指數），十一年之間的升幅十分溫和；農村平均年升1.76%，城市平均年升0.53%，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似有若無。
這就奇怪了。三十年來，大陸農村人口不斷往各線城市遷移，供求關係令城市住房租金緊張之極，「蝸居」成為熱門話題，但國統局的有關數據、特別是城市範圍數據卻十分溫和，與一般人的認知差距巨大。
二、農村屋價升幅
尤甚者，上述數據與國統局另一組數據明顯衝突。2000年到2011年間，農村屋價累積升幅為249%，這與同期間農村住房價格指數累積升幅的19%比，差距驚人，後者低得令人生疑。這還罷了，城市的住房價格指數在那十一年之中的累積升幅是更低的5.99%；那麽，同期間，城市的屋價累積升幅又是多少呢？
包氏指出，國統局沒有給出這方面的完整資料（某些年發放過，但數據溫和得嚴重不符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感覺，多方指摘之下曾中止發放），而發放過的官方數據的確不像話。例如，這些數據顯示，上海市2006年到2011年的屋價，年均增幅是1%。不過，同期間上房指數的年均增幅，則高達15%；又例如，深圳市屋價 年均增幅是0.04%……。
三、城鄉人口比例
國統局數據還顯示，全國範圍內的租金升幅儘管溫和，卻比自住物業 的「影子租金」升幅快了一半，而租住物業集中在城市，農村則99%是自住物業。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既是城、鄉升幅的按人口加權平均，那麽，如果大陸城市化程 度愈高，總體住房價格升幅便愈溫和（姑且勿論這個反常）。大家知道，十年來，大陸城鄉人口比例，約從四六變成五五，現在是城市人口多一點點。不過，國統局 在計算2000年至2011年期間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時，所用城鄉人口比例由頭到尾是八比二！
大陸當然沒有八成人口住在城市裏，但國統局隨意使用八二之比這個參數，好處是可以算出一個比較低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最終弄出一個較低的通脹率。對此，包氏用了一個形容詞「egregious」 （駭人聽聞）。
四、食品價格升幅
如果進一步根據國統局的做法，以34%為加權把食品價格升幅算進總體通脹率，則食品價格漲幅已經解釋了總體通脹率的99%。亦即是說，住房價格變化對大陸通脹的影響接近零。包氏說，任何對大陸實況稍為有點認識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結論！
五、消費物價和住房價格累積增幅
如果直接比較期間的消費物價累積增幅（30.2%）與住房價格累積增幅（8.1%），得出的結論就更驚人：期間的實質住房價格跌了17%（108.1╱130.2 = 83%）！
GDP應下調一萬億
由 於國統局算出的通脹率根本難以置信，包氏遂利用第三者住房價格數據，以及比較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等參數，重新算出2000年至2011年間的累積通脹率， 然後拿國統局的名義GDP除以此累積通脹率，得出2011年的實質GDP（ppp）的比較可信數值，比國統局公報的低了8至12%；用來估算今年的實質 GDP的話，則國統局的預估值應該向下「微調」一萬億人仔，才比較合理……。然而，這只不過是全面檢視、修正國統局實質GDP數字的一個起點。
包氏認為，一個國家的統計局如此捏造基準經濟數據，必然出於某種政治權宜。這個說法，國人不難理解。站在中共立場看，當政府幾乎失去了經濟以外的所有管治威 信，而經濟動力也因為內外主客觀因素交困而逐漸減弱之時，按政治需要捏造、篡改關鍵經濟數字是僅餘的幾個維護一黨專政地位的辦法之一，比起對內暴力維穩、 對外用武等其他辦法，各方面的成本都低得多，無疑是一個應該善加利用的選擇。
大陸經濟發展動力逐漸減弱，論者對此已有相當廣泛共識。前中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指出，過去十年經濟持續高增長，靠的是土地、人口、WTO三大紅利，但如今三者的優勢已幾乎消失殆盡。筆者認為，大陸當年享受的發展紅利，不止於劉氏提的那三個。
革開放之初，大陸起碼還有「香港紅利」和「國際援助紅利」。時至今日，香港紅利已經消失，香港反倒在某些方面變成大陸一些高官、評論家、學者等心目中的厭惡對象和負累，而港人對大陸的善意，例如通過高額救災捐款表達的心意，亦同時逐步流失。關於這些，香港人都很清楚，不必筆者多說；國際援助方面，則或者可以補上一筆（國際經援從來都不是單方面有利於受援國，但這不是本文要點）。
各種紅利漸次耗盡
七十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獲得多個發達國家、國際組織（如世銀）的實質支持，當中包括美、英、德、加、法、日等，其中以日本的援助金額最大，約佔所有外援的四成；援助內容 一般包括低息或無息貸款、技術援助、人才培訓等。援助金額，現在看來，不算什麽，例如日本自1979年起至2009年的二十年裏，提供了總值三萬六千多億 日圓（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七八十年代大陸那種百廢待興、但缺資金、技術與人才（即是缺乏一切增長要素）的年代，得外國援助乃是久旱逢甘露。 國人現在多視日本援助為侵華賠償的一個形式、視西方援助為霸佔大陸市場的一個部署，因此難以明白當年外國援助乃一種非常及時的發展紅利。
不過，大陸經濟已非昔日可比，發達國近年也遭遇嚴重經濟困難，正陸續提出或已經削減對大陸的經援。零八京奧之後，各國援助急遽減少。該年，日本停止對大陸有 償援助（低息貸款），只保留較小額的無償援助和若干技術支援；2009年的日援總值，已跌至區區六十五億日圓（六千三百萬美元）。2011年5月，英國完 全停止對大陸援助。其他一些國家亦已作出類似決定。
國際組織方面的援助，最大來源是世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世銀予大陸經援總額約為五百二十億美元。去年，大陸首度變成世銀的淨還款者。
從有限資料估算，大陸三十多年總共獲得的經援總值約為一千五百億美元。視乎不同時期的滙率，此數字大概相當於一萬億人仔，約為今年大陸實質GDP估算值的一 成，可謂不大，卻相當於1980年大陸生產總值（ppp）的四倍，不可謂小。金額之外，從外援當中得到的技術知識和眼界，無異同樣重要。
外援紅利，和香港紅利一樣，今天可說也基本上消失。在發展歷程而言，這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紅利都消失，大陸今後經濟高速發展靠什麽？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在大陸都搖搖欲墜，唯靠GDP這根柱子支撐場面。當這根柱子也鬆動了，發放一些「山寨」數據頂一頂，有助緩衝一下，長遠於事無補。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