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張昕之: 摩根大通與紅色後代




早前,《紐約時報》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對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進行調查,因其涉嫌通過僱用中國高官子女(如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之子和原鐵道部運輸局前局長張曙光之女)從而贏得業務。


人們或許會問:為甚麽是《紐約時報》、摩根大通、光大和鐵道部?新聞研究史上,美國學者Gaye Tuchman在一本於學界頗具影響力的著作《Making News》(1980)中認為,新聞機構根據一系列官僚組織的程序和幾近無意識的甄選標準(如官僚機構對記者派遣地點的分佈、職業化的選材、報道、編輯手法),把一個隨機事件(occurrence)變成新聞(news)。因此,摩根大通僱用「官二代」這個新聞只是若干「該事件可能成為新聞」可能性中的一種而已。
 
企業僱用高層關係獲取利益是否妥當?《華爾街日報》中文網820日刊登評論指,「僱用高官親屬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做法,不光是發展中國家,在美國也是如此,僱用的原因很多,包括廣泛的經驗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並不一定涉及特定的交換條件。」金融業對於金錢和特權本來就趨之若鶩,因此問題的關鍵就是,高官親屬的到來是否因為訊息、資源的優越而導致不公平的競爭以及藏匿本不該有的利益輸送。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政治體制縱容這種情形的發生,多半是兩種可能性:一是該政權享有美國政治學者David Easton所描述的「政治支持」度。「政治支持」從包括願為國家而戰、認同這個國家的政體準則、乃至對政府機構表現的正面評估;第二種可能性則是一個長久腐敗的政體催生了民眾「政治犬儒」,無商不奸,而自己對改變現狀無能為力。學者Ted Gurr在其專著《Why Men Rebel》(1970)中認為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人們暴動的根源。人們可能因利益沒有落在自己頭上而大談社會不公,所謂「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但如果現狀持續,有朝一日,這類人自己獲得了不正當的「便利」利益之時,身陷囹圄在所難免。
 
如今,大陸「紅色」央企欲通過商業擴張以進一步鞏固其所屬集團的既得利益,相當程度上要仰賴這些進入海外跨國集團職場的「官/富/紅二代」。數量上看,目前國務院直屬和管理的部委和機構七十餘個,外加
3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每個機構均有正副「四套班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外加法院和檢察院),每套班子均有「前三把手」,更加上工會、青聯、婦聯這類機構的主要領導,他們的直系和旁系親屬加起來,全國至少有七千餘名這類「高幹」的「紅色後代」。每一個「二代」的蹤迹或難尋覓,然而其家庭背景的資料,在大陸的各級政府網站上均為公開。 

最後,至少有兩個辦法來檢視摩根大通是否違法:其一,援引社會科學「控制實驗」法,將兩家企業──行業、規模、選址、組織機構等所有條件完全一樣、而唯一差別就是僱用紅色二代與否──進行比較,看是否「官二代」利益更多;其二是尋找直接證據,如張曙光及其女、摩根大通涉及業務的通話通訊紀錄。答案如何?或許已不再重要了罷。


張昕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