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前天在立法會回答議員關於何時開始政改諮詢的問題，他拿「長者生活津貼」作推搪，說「我們早一年做這件事（長者生活津貼），老人家可以早一年拿到錢；如果我們早一年做2017年普選的諮詢，我們仍然是2017年普選，不是2016年普選」。
按照梁振英的說法，政府在一段時間只能做一件事，在長者生活津貼拿到立法會申請撥款期間，特首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政制事務局和其他局，大概也要停下來去幫福利局工作。再說，如果依他的邏輯，反正都是2017年普選，那麼為甚麼還要諮詢？何不乾脆等到2017年去選就是了？實際上，越具爭議的問題，越要較長時間諮詢也。
梁振英被問到：「問責官員的民望一直跌，跌到淨值負數，負二十、負三十。究竟這些問責官員是否需要負上政治的問責責任？」他回答說：「特區政府這個班子，是一個用心用力、盡心盡力做事的班子。」「對立法會議員、公務員、問責官員（沒有人問他前二者）要給予公正評價」，議員強調只問他問責官員，他們的民望一直跌，「究竟特首如何才體現問責的責任？」梁振英回答說：「民調只是我們（評價問責官員）其中一個參數，但不是我們評價問責官員工作的唯一參數。」照行騙長官這種說法，不論民望怎麼低，問責官員還是可以繼續「好官我自為之」，但人所共知的是：如果一個官員沒有了公信力，他再怎麼努力，再如何能幹，不僅事倍功半，而且可能做不到任何事情，因為做甚麼公眾都不相信。
從梁振英這兩個回答，就知道他作為特首真是不及格，他根本完全不在意民望，實際上等於完全無力推動任何政策。稱之為廢柴政府真是不過分。
答問會上，有議員問及近日多份競爭力研究報告都指香港競爭力下滑，「特別是劣勢分析，指我們產業結構單一、實體經濟缺乏，以及創新動力不足、科技創新停滯不前」，議員問：「有甚麼加強我們長期競爭力的策略？」梁的回答是土地，休閒設施，然後說，他出訪紐約「見到當地的金融、工商界，政府官員，幾乎是眾口一致讚賞香港的競爭力」。他顯然不知道世界的趨勢和對香港競爭力的挑戰。
香港不是沒有人才，日前筆者與一位財經界精英晤談，他準確地談論近年全球的趨勢：1，全球化；2，民主政府容易出現財赤；3，無錨貨幣（即貨幣無黃金作錨）；4，新科技（大量取代人工）；5，老齡化。這些趨勢造成資產價格上升、低技術工作消失，引致貧富懸殊加劇，仇富情緒上漲，香港因政制影響了政府政策向地產霸權傾斜，使情況尤甚。面對這樣的趨勢，要拿出有效政策，包括教育和創新動力的政策。他認為是有辦法的，也提到了一些可行的設想。他認為香港市民是講道理的，尤其是作為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但政府拿不出政策，只是一味民粹。實際上，民粹是政府無方向無政策逼出來的。若有方向，市民也清楚的話，又何須民粹？
梁班子不僅無政策無方向，也不善聯繫精英階層，去設法對應香港的競爭力下降問題，這樣會導致香港沉淪。
因應居住問題，他認為香港土地可考慮部份較少被市民使用的郊野公園，開發南丫島，甚而向中央提出租借珠海的土地。必須以大量公屋照顧基層，私樓價格就由市場調節。
筆者非經濟專家，但聽他所言，更覺得梁班子一缺視野，二缺人脈，三又傲慢而不肯聯絡精英階層，以為憑民粹就能敷衍政事。但現在羅致人才或聯絡精英都為時已晚，因為有才能的人對參與醜陋的梁班子運作都會引以為恥。
中央沒有Plan B嗎？這位長期在大金融機構工作的人士說，任何機構做任何大事都有Plan B，中央怎會沒有Plan B？尤其是：若由梁振英參與2017年普選，肯定必敗。
不過，筆者認為，香港人不能寄望中央的Plan B，而是要堅持表達香港人的意志，就是7.1遊行的訴求：梁振英下台，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選。這位財經界精英也認同，無論香港問題還是中國問題，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民主。換人，只是權宜之計，但目前來說則是免於淪亡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