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一」在香港是的政治圖騰，在這個「大日子」，上街示威游行人數的多寡，是反映香港群眾對內地及特區政府看法的寒暑表。從近十年來的游行人數統計看，不論來自主辦單位、港大民調或警方（多年下來，這三項數據的趨勢已有跡可尋，主辦單位最多，港大民調次之，而警方的最少），均足以顯示相當部分的港人，在發出反對當局的最強音並取得一定成效後，非常耐心地等待當局以具體行動響應他們的訴求﹔可是，人們的期待，從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欲就政改「玩鋪勁嘅」無疾而終，到現任梁振英「蹉跎歲月」遲遲不推咨詢方案，失望的人愈來愈多。人人知道，梁振英所以不急民之所急，完全是京官對此命題猶疑未決所致﹔然而，作為地方領導人，在現行政治結構下，其主要責任便是向其權力來源力陳利害﹔梁氏這方面顯然力有未逮，交了白卷，難怪要求他下台的聲音那麼嘹亮！
梁氏對這麼多港人爭取真普選當然不可能「充耳不聞」﹔不過，聽他昨天在特區政府成立十六周年酒會上的致詞，對此仍大放空炮，除了重復縷述其較早前發表的「一年治績」，還說什麼「港府會本著最大的誠意和承擔，在適當時候進行咨詢」。梁氏不會不知不能再拖延下去，因為「適當時候」早已「過時」，才會惹來這麼多人上街。梁氏愈是巧言拖延，外界的反感便愈甚。
昨天慶祝回歸十六年的活動，反建制與親建制各自表述，各有各精彩，充分反映出選擇自由仍未消失。「民間人權陣線」的口號為「人民自主 立即普選 佔領中環 蓄勢待發」，該組織的訴求無非希望北京履行《基本法》及人大常委讓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一人一票）產生的承諾，而這次大游行，從口號（理論上）觀之，亦可說是為了明年「佔領中環」行動做好心理准備，目標非常清晰﹔可是，激進反建制的「人民力量」同時進行「民主倒梁行動」，實行「五十小時絕食」。由於民調顯示，「倒梁」代表大多數港人心聲，此舉會否令「佔中」的標的「模糊化」，筆者的答案是不會。非常明顯，昨午的大游行，訴求多至不勝枚舉，這反映了梁振英治下的管治質素日益敗壞，禍延港人，才有那麼多人冒惡劣天氣（酷熱、三號風球、間中有驟雨）上街﹔而回歸後香港社會各方面均趨下游，導因正是北京一手提拔的行政長官，各有不可補救的缺失，從他們的施政表現，確是一蟹不如一蟹。對《基本法》即北京對香港的承諾有信心的港人，至此已是可忍，孰不可忍，擔心長此下去，香港會徹底變質，因此挺身而出，數盡當權者種種不是，希望北京清楚聽到港人心聲，不要再蹈錯誤，挑選不為港人接受的人任行政長官。換句話說，天下之惡皆歸行政長官不是港人一人一票選出。在這種情形下，如果稍後「佔領中環」的組織者提出的競選建言不為北京接受或北京及時拋出的方案為大多數港人拒絕，明年「佔中」事屬必然。就此角度看，反建制派的不同訴求並不會把「佔中」此一大目標「模糊化」！
二、十年前那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大游行，招來工聯會的全面對抗，它租用了維園九個足球場的其中六個，舉辦慶祝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六周年紀念嘉年華，敲鑼打鼓，頗有內地官辦大型活動的氣氛﹔不過，那次主辦者聲稱約有五萬人參加的大會，除了讓有關人士自我感覺良好之外，並無任何實質意義，以當年獨力負責推銷二十三條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很快請辭，而她的「頂頭上司」行政長官董建華不久後便因「腳痛」未能終任落台。
昨天趁「民陣」「㷫」回歸，工聯會主催的「本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舉辦慶回歸嘉年華的主場在添馬公園附近（政府總部毗鄰）﹔與往年特別是十年前不同的是，今年有另類「愛國組織」插上一手，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辦嘉年華，還有目的在與「佔領中環」對著干的「護港行動」誓師﹔過去未之見的，尚有由「香港演出業協會」主辦的《香港巨蛋音樂會》，雖然聲稱此舉與大游行無關，惟從其安排細節看，由多隊韓國及本地樂隊在大游行進行的同時「唱足四小時」﹔加上駐港解放軍軍營連續兩日開放，入營參觀者近二萬﹔而「馬照跑」亦吸引以萬計市民……，所有種種，目的在淡化大游行的聲勢，彰彰明甚。
同樣是和平表態「慶」回歸的多項公眾活動，由於參與者的政治意識、價值判斷有天壤之別，嘈吵叫囂甚至互相叫罵是正常的。但近日來連續發生傳媒負責人住宅大閘被撞現場且留下凶器、鼓吹「七一上街」及認同「佔領中環」的《蘋果日報》在六月底的半個月內，報紙連續兩度被燒，總部大門有留下的菜刀﹔還有，泛民議員遭電話恫嚇，亦有議員辦事處受惡意破壞等等，突顯「人民內部矛盾」已升級為「敵我矛盾」，同時彰顯了香港治安日趨暴戾。由於警力無法及時遏制不法之徒的活動，《蘋果日報》的母公司「壹傳媒」已斥資百萬元緝凶！此事本應由警方出手，現在由受害人懸紅，令人感到忐忑不安。凶徒橫行警方束手的社會現象，令大眾滋生憂懼之心，難以排解。
對於「九十後」一代，「七一上街表述訴求」，成為他們成長的重要符號。不難想象，如果沒有二○○三年五十萬人的大游行，其後陸續發生的包圍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及反對興建高速鐵路的本土意識行動，未必會出現，即使出現，亦不會引起那麼多人共鳴，即不可能有如斯的震撼性。去年令甫上台的梁振英及其管治團隊灰頭土臉的反國教活動，所以如火如荼、全民響應，肯定亦是受當年「七一大游行」的感染。二○○三年大游行令港人知道隻有「齊心為港」，一起走上街頭，才可能發揮作用。事實上，那不僅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一拖十年尚未擺上議題），還令高官與行政長官相繼挂冠，足証聲勢浩大的公民抗命力量勢不可擋。換句話說，訴求合理的行動，理性和平的大游行，是向來對政治並不太熱衷甚至被人視為政治冷感的港人一次重要的肯定。
年年七一．二之一
林行止: 本土意識一刀二刃
三、「七一大游行」的人數，一如過往，和言論自由一樣，有關方面亦各自表述，而且「數據趨勢」不變，主辦單位最多，港大民調次之，而警方的最少﹔港大的數字固值得質疑，警方的更為離譜（見昨天「獨眼香江」的分析）。然而，筆者並非認為「民間人權陣線」的數字沒有「水分」，惟在電視機前看維園密密麻麻五彩斑斕的雨傘陣及從銅鑼灣通往中區「途為之塞」凡四五小時緩慢向前的示威長龍，游行人數達四十餘萬，雖不中亦不遠，相信是不少人的共識。
天氣這麼差，多項吸去以萬計民眾「與民同樂」的政治性活動同時進行，「大游行」還有這麼多人參與，不僅反映了大多數港人對特區和北京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反感，亦體現了在發聲、表態的權利未失的現在，港人一有機會便走上街上，以實際行動表達對設想未周的體制缺陷的不滿﹔當然，「愛國愛港力量」目光如豆的小恩小惠，有「貪小便宜」基因的港人亦不當一回事，可見港人對特區施政人謀不臧、言過其實、輕重不分、緩急失序甚至倒行逆施，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在這種心理狀態下，雖然有關方面多方恫嚇，令不少港人預感日後也許要為參與反政府活動付出一定代價，但為一泄胸口怨氣，遂無畏無懼站出來！
不過，這次港人「站出來」的最大推力，筆者認為是本土意識高揚，而本土意識這回事，是令筆者感到忐忑不安的發展。香港主權回歸，所以有兩制的設想與「立法」，目的不外要維護、保障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持續發展，而幾乎所有的香港人都了解，法治、廉潔、平等機會、公平競爭、能者居之和視野開闊等等有形無形條件，是造就具有經濟優勢國際都會那份不可或缺「兼容性」的盤石﹔非常明顯，本土意識帶有排外色彩，與國際城市必須具備的包容，格格不入、互相排斥，和目光如豆以淺陋手法表演愛國愛港的土共治港，窒礙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不良影響，異曲同工而已。
四、在這種背景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近的數次民調，均發現港人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持續高企，對「國民」身份認同則愈來愈少。六月十日至十三日就港人身份認同對一千零五十五港人的電話調查，顯示自稱「香港人」的比率較半年前大升十一個百分點，達百分之三十八﹔認同「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則挫十三個百分點，成百分之三十六，為一九九九年六月以來的新低。不少喜歡游旅的香港人雖樂於持有「特區護照」，以其可沾中國的光在世界多地通行無阻，卻不肯認「中國人」，究竟是什麼令大多數港人不願在身份認同上與中國扯上關係？如果把這種現象與回歸後當局積極通過各種措施、活動、致力推動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聯係起來，筆者隻能說這些努力都盡付東流！事實上，特區政府及其「波士」在爭取港人歸心上的確下了大工夫，比如安排京奧金牌得主訪港、航天員訪港，每晚新聞報道前播國歌及「心繫家國」短片，以至在中小學課程中注入國民教育元素等等，用心不可謂不良苦，可是，領土已回歸但民調顯示人心未回歸。究竟是什麼令有不吃前虧天性因此很易向權貴低頭的港人如此「拒中」？筆者的看法是，那固然有制度上的先天不足，亦是國際城市特色的彰顯。
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是為了和英國人達成共識的妥協性安排（筆者當年說是權宜安排，惹來不少抨擊）﹔這種安排，促成中英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也直接導致回歸後港人自然而然地對強烈的國家意識有所抗拒與防范﹔「兩制」意味香港可以繼續擁有獨立關稅、貨幣、法律、教育和司法制度，這種種有別於內地亦是內地所無的條件，令港人自然而然滋生比「另一制」的內地更為優越和獨特，成為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主要障礙。身份不認同令北京當局對香港人疑慮重重，生怕港人一旦真正掌握「治權」，可能做出不利國家的事，因而處處提防、事事設限。為了防范不甘於做籠中雀的香港，羽翼一豐便飛出樊籠，北京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便過分關心以至事急時不避嫌地干預港政……。不必諱言，中港的政治鴻溝因而愈鑿愈闊！
五、眾所周知，根據「一國兩制」，除了軍事和外交，香港特區擁有大部分的自治權力，港人普遍希望獲得足以表現港人治港的實質權力，是合法、邏輯和合理的訴求﹔可是，近年經常發現中央駐港機構公然「過問」香港自主權力范圍內的事務，舉其犖犖大者，有二○一二年「催谷」（扶植）梁振英當行政長官（以令人齒冷的旁門左道手段把一度獲京官垂青的大熱門唐英年拉落馬），立法會選舉期間中聯辦被指協調建制派選舉策略，種種跡象顯示並非「誣蔑」……。這類干預行徑，削弱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是對國家與國民身份認同同步下降的底因。
從另一層面看，中港人民的矛盾隨回歸年期而有增無減。二○○三年實施港澳自由行政策以來，每年超過二千萬內地居民來港旅游，此舉雖然帶旺本港的零售和旅游業，惟其消極性副作用多且明顯，比如租金飛漲、與本地生活不可分割的小店鋪被迫關門、交通以至旅游景點過於擠迫，因此引起兩地人民的互相指斥和沖突﹔加上堂堂北京大學孔慶東教授指責「香港人是狗」（港人普遍不滿但孔教授似未道歉！），令兩地居民矛盾加深且強化了港人對內地同胞的抗拒。這種背景，令內地人的財大氣粗和不文明行為如插隊如蹲在路旁如在不准吸煙告示下吸煙等，令港人看不起內地人民之余，尚加強了港人不能以之為榜樣的警惕性，是為國民身份認同日弱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
弱勢政府為了討好市民，在可能的情形下，大多不顧後果向市民派發「經濟免費午餐」，特區政府面臨困境，在管治威信急降聲中，便向「經濟崛起」的北京伸手，這種做法其實沒有必要，以隻要比較積極地有效運用本港的儲備—埃及妖后的嫁妝—什麼經濟問題不能解決？無論如何，北京定下對香港的若干優惠政策，確對香港經濟起了刺激作用……。不過，一有困難便向北京爭取優惠政策的香港，不僅看起來很窩囊，亦令港人感到中國「強」了，港人卑微了，連天災人禍的同情心亦消減了。事實上，香港並非一無是處，近年此間發生不少天災人禍，均憑香港人自強不息的精神一一克服，在「克難」過程中，港府有關部門和公務員的專業（外行的是那些從未涉足政界的政治任命官員），贏得港人敬佩，且加強了港人力保不失的團結意識，直接令有本土意識的港人強化了身份認同，相應地便減弱了對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
還有，本港回歸後為爭取本身權益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涌，如七一游行、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反高鐵、反國民教育以至保衛菜園村等，莫不獲得廣大市民支持，這種有「全民參與」況味的社會活動，亦大大提高港人有能力挽狂瀾的本土意識，並成為香港社會回歸後的集體新記憶！
年年七一．三之二
林行止:公民社會失公德
六、筆者要強調的是，本土意識不僅存在於「抗拒內地那一套入侵香港」（黎自立網上的話）的民間（也許可統稱為「泛民」）組織，在形形色色的「愛國愛港」團體上亦表露無遺（而手法遠較淺陋粗鄙）。撇開政治目的，後者所彰顯的國民意識，與整體社會傾向不認同「中國國民身份」的趨勢相違背，亦和國際城市只應側重公民意識而不必太熱衷於國民意識，有本質上的沖突。試想，如果紐約人（New Yorker）口口聲聲說是美國人、倫敦人（Londoner）把英國人挂在口邊，非美非英人士豈不是要靠邊站、抬不起頭，成為次等公民，那他們還會在這些城市流連忘返作長期居留（long stay）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這種情形下，紐約和倫敦分別是美國和英國的大城市而不可能成為人才財富集中的國際大都會﹔香港亦可作如是觀。只有少數人認同「中國人身份」，在某些人看來，雖是政治不正確（不愛國!?），卻是香港成為國際性城市的「必要之惡」。因此，在香港鼓吹「國民身份認同」，對香港保持五十年不變其實有負面影響。一句話，香港要保持萬國官商雲來、國際財富聚藏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港人具公民意識遠較有國民意識更為重要。
七、「七一大游行」的主口號之一是「梁振英下台」，充分反映了當前的主流民意，以梁振英政府行事與社會脫節日趨明顯，其施政輕重不分，語言偽術的普遍應用，令行政長官和多位政治任命官員變得言不由衷、「冇句真」，徒顯他們為官日子雖淺卻已煉成厚面皮﹔所有種種都惹港人反感。許多時候，特區政府決策層特別是行政長官，都在自說自話，與群情愈行愈遠，治人和治於人各走一端，政府的施政效能便愈來愈不象話。梁氏的民望「不及格」，其來有自，並非無端而來。
不過，高呼「梁振英下台」，只足以泄一時之憤，實際上不可能收效，以現行的政治結構，行政長官換人，香港政事不會有實質變化﹔梁氏不孚人望，事實俱在，但取而代之的又有什麼能人？不必諱言，如果換上一名毫無主見的庸碌之士，泰半會受財閥所愚（或與之互相勾結），長此以往，只會令香港社會更不公平，另一類民怨深積，無可避免。值得大家注意的還有，英國人培植出來的「人才」（沒有教車師傅在側經常闖禍，因此要加上引號），干練廉潔的畢竟只是異數，看那麼多港英遺臣正在接受廉署調查，有的且已被落案起訴，便知要從中再挑人出來治港，難度極高、幾不可能。本來，筆者曾以為如今放洋留學的內地精英中（料北京早已安排精英之士以優才資格落籍香江），也許有政治背景無問題的干才可委以治港重任，但國人沒有利用職權中飽基因的，簡直不可求。真正有才能的治港人才何處可得？是個目前看不到答案的難題。
八、「佔領中環」是否成事，要看北京對普選訴求的回應，不過，普選訴求的細節迄今尚未成文，現在推斷「佔中」會否成事（遑論有什麼后果），未免言之過早。眾所周知，「佔領中環」是一班斯文人有理念、有步驟，可說完全本著與人為善態度表達訴求的方式、從「七一大游行」看已有廣泛民意支持的和平抗爭（也許說爭取更恰當）活動，政府和「愛國愛港」組織，硬把之妖魔化，堵塞了正面化解分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港之路。北京在港代理人與梁振英政府都沒有與港為善的用心，他們不惜把一些單純、沒有惡意的民間活動，上綱上線為破壞香港安寧的不法事件，制造施加重壓的借口，以奠定他們「一言而為天下法」的權威地位。
在孫兒的課文上，看到一則題為〈北風和太陽〉的寓言。這個兒童故事很有啟發性：「有一天，北風和太陽比賽，看看誰的本事大。這時候，有一個人在路上走，他的身上穿著一件大衣。北風對太陽對：『我們來比一比，看誰能把他的大衣脫下來。』於是，北風就用力吹！那個人一邊走一邊說：『好冷啊！』他把大衣拉得更緊。北風吹累了，他對太陽說：『你來試試吧！』太陽從雲裡出來，溫和的陽光照在那個人身上，他走了一會兒，覺得有點兒熱了。沒多久，就開始流汗了。於是，他自己就把大衣脫下來了。北風說：『太陽，還是你的本事大。』」
凡事不可強求，更不可蠻干，「北風」吹得太猛了，由於尚未失選擇自由，人們必會「把大衣拉得更緊」，結果必然是各無所得、兩敗俱傷。要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以與人為善的立心、和不同政見者和平對話，是為王道的上策。
還有，二○一七年除了為有否全面普選的關鍵年，由於離香港的一制可能並入內地一制隻有三十年，還會引起「金融震蕩」，顯而易見，三十年確是一段不短時間，惟別說什麼「歷史長河」，從財務安排角度，三十年正是長期部署的年限，比方說，三十年後香港會否行內地的制度、三權是否合作……，對長期信貸和物業按揭，都起決定性影響！假如屆時普選問題令香港社會亂成一團，「隱形」的金融風暴也許正在醞釀！從二○一七年起計的三十年後香港將是什麼樣子，是決定香港命運的當權者現在便要思考的問題。筆者簡單的想法是，二○一七年如有「真」普選，三十年後驟變的可能性不大，金融在線便不會風高浪急。
九、談及北京視香港民意為無物時，筆者指出這是北京以為「有所恃」的結果，而「有所恃」其中一項要素為「經濟誘因很快瓦解西方因『六四』對中國抵制」（六月二十五日本欄）﹔但想深一層，如今情況肯定有變。二十多年前，中國經濟已起步惟離起飛之期尚遠，不但對「西方強國」不構成任何威脅，西方國家且要利用內地數之不盡的廉價（農民）勞工，富國有意把勞工密集行業遷往內地，因此抵制、禁運，瞬間消於無形（西方政客的偽善於茲清楚展示）。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已全方位崛起，在多方面成為西方國家的有力競爭對手（如開發非洲農礦業等），有資格有條件在政經上與西方國家爭一日短長，非常明顯，中國的迅速崛興，已令不少西方國家「眼紅」，右翼勢力更有設法打壓中國的主張和行動……。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佔中」重演「天安門清場」事件，恐怕會成為西方世界言文圍剿、政經抵制中國的現成借口！但願北京在盤算如何處理「佔中」事件時，把這一新因素考慮在內。
年年七一．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