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菲律賓硬起來，以一輪又一輪的反制措施報復漁民被擊斃。說實在，馬英九政府的反應於寶島內並非一致好評：有人嫌他仍未夠果斷、有人拋出提防大陸藉機「抽水」的陰謀論；他於台灣的支持度，最近跌至不足兩成，較我們的梁特首還要慘情。馬英九能否化危為機，仍是未知之數；不過，台灣政府的表現，已讓彼岸的香港人刮目相看——尤其當我們想起馬尼拉人質事件。在台灣嫌菲國的歉意沒誠意之際，香港死難者家屬和倖存者則要為追討菲國政府一句道歉而奔波至今。在極盡榮哀、淚流滿面的儀式後，中央和特區領導人「代為出頭」的承諾，便化為烏有。
當然，香港並非主權國，於外交事務上更受制於中央政府，反制菲國的力量也許不及台灣。不過，香港官府以至社會的程序理性，有時真的讓人感慨萬千。要向菲律賓政府追討道歉和賠償，則先要由香港死因庭，在菲方多名重要證人拒絕合作下，確認菲方有責任。接下來，便要奔走港菲兩地，面對成本難以「封頂」的訟費，以及於香港申請法律援助被拒的失望之情。
「制度高牆」與「核心價值」
事情惹人煩惱之處，在於家屬和倖存者面對的「制度高牆」，往往可能就是我們口中那些「核心價值」、「香港優勢」的化身。若法律援助制度為個別人物破例，那它將如何能「公平」地對待其他申請人？要受難者家屬無止境地等候發落，是殘忍的折騰，但卻可能是法律訴訟中追求「程序公義」的必然代價。假設特區政府當年硬起來，反制菲國，其措施卻可能處處受制於香港本身的法律要求，例如終止輸入菲傭會否導致簽訂勞動合同的當事人興訟（姑勿論香港僱主是否願意「犧牲」）？
提出上文的觀察，並非無視中央和港府於馬尼拉人質事件上面對菲國的怯懦面孔；而是我覺得，下一批要受程序理性折騰的人，將會是南丫海難的死者家屬和倖存者。海事處長被指面對公眾時支吾以對，拒不認錯；但作為部門首長，在政府內部調查和聆訊有結果前，便替部門和一眾同事承認錯失，同樣可以被指「不符規矩」。要把責任由海事處整個部門推論到個別公務員，則要經過超級漫長的公務員內部聆訊程序：翻查可能已經違失的紀錄、對照個別公務員當時職位的「職位描述」（Job Description）、還要給予公務員足夠的抗辯機會（例如是否容許公務員於內部聆訊時聘用律師？這又是一冗長的爭議），接才考慮是否把個案轉交律政司。只怕等南丫海難一眾苦主的，又是漫長的等待和折騰。
程序理性，一方面確保社會做事有序、凡事可以預測、避免因人而異的處事方式；但另一方面則會衍生一些於人情物理上十分荒謬的事情。惱人的地方在於，這些於常識中荒謬不堪的事（要受難者親人面對無止境的等待、忍受涉事官員死不認錯的嘴臉），如果換上另一角度，則竟可以有它的程序理性（不能於內部調查有正式結果前下結論、要給予公務員以至是部門足夠的機會去改過和抗辯）。這大概就是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對現代文明所感到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