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有不少關於是否參加今年六四燭光集會的討論。即使表示仍會一如既往去參加的人士，也對支聯會今年的六四主題有所不滿，或認為「老土」，或不同意「愛國愛民」的意涵，只是他們認為去參加燭光集會不是為了支聯會，而是為了「毋忘六四」。因為六四燭光，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延續六四記憶的景象。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歷史。對抗以暴力鎮壓平民的強權，靠的是延續我們的記憶，不管事情在哪裏發生，這種正義感正是許多香港人共有的價值觀念。我們不希望六四燭光趨於黯淡。
但是，支聯會年年如是的六四主題，今年卻明顯與香港許多市民尤其年輕人的想法相背，在有關宣傳這主題的網頁留言中，相當多人表示因這個主題意識今年不會去維園。在網上輿論有強烈表述之後，支聯會仍然堅持原意。它不僅使我們擔心今年的燭光趨黯，而且由於支聯會領導人與部份泛民重叠，使人感到香港民主派的部份領頭人，在意識形態和認知上大有可議之處，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危機。
支聯會定出的六四主題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說，提出「愛國愛民」是要抗衡中共說法，「愛國愛民唔係以共產黨政府嘅標準，相反我哋正正要同佢講：我哋（支聯會）先至係愛國，爭取平反六四先至係愛國，愛國唔係愛黨，愛國最重要係愛人民」。
愛國不是愛黨，這不是現在才有的看法，早在30多年前，著名學者徐復觀就提出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的觀點。近幾十年，中共眼看所作所為不得人心，就絕口不提愛黨而只講愛國了，但他們所說之國，是憲法規定必須由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對中共一黨專政不能提出任何異議的人才算愛國。因此實際上，國已經被黨綁架了。喬曉陽提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先決條件是愛國愛港，眾所周知，他講的其實只是「愛黨」。所以支聯會說愛國不是愛黨，那是沒有意義的。中共可能正中下懷地回應說，沒關係，你不必愛黨，愛國就好。因為愛國無論對中共來說還是在社會上，都已有固定含義。
「愛國最重要是愛人民」嗎？你只要想想，在極權政治統治下的人民，只能在權力面前像奴隸般度日，一旦掌握一點權力就變臉為奴才，或者在權力稍稍放鬆之下就像老鼠不見了貓似的成為到處鑽營的刁民。正如捷克前總統、曾是共產政權時的異議人士哈維爾所說：「專權政治下的人民……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製造和變成了專權制度的人民可愛嗎？愛這樣的人民就等於愛國嗎？當然，這制度中有閃耀着良知的人士，但正如民主國家中也有強徒一樣，只是極少數。
愛國只有一個含義，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孫中山的愛國不是愛滿清政權而是追求共和制度；魯迅的愛國不是愛劣根性的阿Q國民，而是追求民主制度；甚而毛澤東早年的愛國也不是愛國民黨政權而是追求「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百多年來許多人從大陸移居香港，他們也不是愛以前管治香港的英國，或香港市民，而是追求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制度。今天我們要民主，要普選，甚至追求本土化，也不是愛不愛國，而是眼看我們賴以存活的制度在中共及其奴才的管治下，逐漸崩潰，而不得不力拒來自大陸的侵蝕。本土化追求的不是獨立，而是眼看高度自治不斷褪色淪落，為了不折不扣地貫徹《基本法》的自治而抗爭。也因此，本土化對於把「愛國」之名強加在普選或任何正義活動之上不能不反感。
胡適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我們要爭的是個人的和我們（香港）社會的自由和權利，因為我們力求保持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如果把愛國或國家利益放在爭個人和我們社會的自由與權利之上，無視我們的自由和權利不斷被強佔，那無疑是一群未能擺脫奴性的人士的訴求。
毋忘六四，它的意義是提醒我們，要警惕自由和權利被強權侵奪而流失。維園燭光應是對抗強權的自由的燭光，而不是愛強國愛刁民的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