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酣然，德國在歐洲屠殺猶太人，這時候，年輕的戴卓爾夫人寫信給她的姐姐，在信裏提到生活的瑣事：哪個男子看中了自己，下星期出席宴會，該穿什麼裙子，何等顏色，配什麼樣的禮帽？
這個時候的閨中書信，完全看不出寫信的人在四十年後將會貴為首相。戰火紛飛的時候，對於國家興亡、生靈塗炭，她的書信隻字不提，彷彿完全與己無關。
女作家張愛玲曾經遭到批判：八年抗戰，為什麼她筆下的作品全無民族抗戰的悲壯，她寫作的主題，離不開衣服、飲食、戲曲，以及閨秀中的私語。
然後一頂頂大帽子蓋上來：她是小資產階級，她不關心民族的命運，看，由她的趣味，就顯示出當「漢奸」的瞄頭。
人言可畏，人心可誅，政治逼害由捕風捉影的揣測而起，然後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形成全民的批鬥。
但是如果張愛玲在四十年代絲毫不寫抗日戰爭，為什麼戴卓爾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只與姐姐討論戴禮帽和穿裙子？答案是人性並不平面，在那個時刻，不講民族命運，不等同賣國，只講衣着，也不等同對人民的疾苦冷漠。
沒有人想到在牛津讀書的這個女生，許多年後告訴公眾，邱吉爾是她的偶像，然而在這個時期，她的信件無一字提到國家大事，亦無片言講到邱吉爾，但是她當了首相，卻鐵血執政，孤注一擲，向七千哩外的一個島派遣了海軍。
在頭腦簡單的時代，情緒黑白分明。缺乏足夠的邏輯思維，獨裁的權力當局胡亂「定性」，就有萬千愚眾群起追隨。人生是什麼，何謂善惡，什麼是愛，什麼是恨，一旦煽動起來，別是屍橫遍野。
年輕的女學生，給姐姐寫信時只講穿衣，她心裏想的是什麼？她有多「愛國」？一切都不重要，時辰來到的時候，她會變成一隻鳳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