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日星期三

世紀.看窗﹕一個沒有剝削的城市



文.張美君


一個沒有剝削的城市,是確實存在的,尤其是在那些目盲的資本家的腦袋裏。就好像法國大革命之前,後來被送上斷頭台的皇后Marie Antoinnette,她得悉人民不得溫飽,便謂:「如果他們沒有包,為何不給他們蛋糕呢?」

一個沒有剝削的城巿,是確實存在的,尤其在那些冷血的詭辯裏:「勞資雙方你情我願,那又何來剝削呢?從來沒有人逼你們接受可恥的工資,超時過量的工作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原來剝削不是客觀的事實,它的「有」或「無」全是想像出來的,無怪乎既得利益者亦因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卡夫卡(Franz Kafka)有一個關於聽而不聞的小故事,題為《坐桶子的人》(The Bucket Rider),多年來反覆閱讀,今天再讀仍感揪心。故事以第一身「我」的視點說故事,故事沒有說明,但這坐桶子的人好像是小孩,或者應該說,這不幸悲苦的人有小孩的奇幻想像。故事發生在歐洲一個不知名的小鎮裏,在一個寒冷蕭殺的晚上,孤單貧苦的「我」坐在盛載煤炭的桶子裏顫抖。火爐已結冰,房間嚴寒,窗外的天空像一個銀灰的盾牌把尋求援助的人拒於千里之外。與其凍僵在屋內,「我」決定坐在桶子裏,慢慢滑翔,從家裏的樓梯往下飛,一直飛到賣煤炭的店子,氣若柔絲的喊叫:「請求你給我一點煤炭,縱使那是你劣質的存貨,只一鏟的份量就夠了。」他的桶子叫我想起在迪士尼樂園坐過的小飛俠車子,在漆黑的天空滑翔,但這情景當然沒有童話的浪漫馳騁,他的桶子是飛天棺材,他的喊叫原來是鬼魅的聲音,這貧苦顫抖的窮人原來是拒絕死去的幽靈;他那有若意識流的敘述,原來是死人的哀號。賣煤炭的人好像聽見這哀求,但他的妻子卻說什麼也聽不見,她走出屋外,看個究竟,仍然看不見聽不到,然後輕輕揮動她的圍裙,就在那一刻,「我」和他那沒有重量的幽靈桶子就在冰冷森寒的夜色裏消失。

卡夫卡的悲觀看法叫我很不安,貧困的人是否只得被遺忘和消失的命運?還有,他好像別的男性作家一般,在這故事裏把賣煤炭人的妻子塑造成沒有悲憫的人,那是否男性權力焦慮的投射,現在無暇思考,卻無法忘記這小故事有一個震盪人心的細節。坐桶子的人,透過他那氣若柔絲的鬼魅聲音,曾這樣拷問這不公的世界:「倘若我像乞丐一般,只哀求富人的廚子給我一些廚餘,我也希望得到一點劣質煤炭度過嚴冬,以保性命。這一點要求,充滿窮人的憤怒,而且是一條直截了當的誡命,就是『不可殺人』。」

在貨櫃碼頭工潮膠著的日子裏,常想起這小故事,因為原來視而不見的冷感與犯了「誡命」有如此微妙的共犯關係。在此處我無意把碼頭工人的不合理待遇與被殺等同,其實我何等希望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大家能從這困境走出來。只是這小故事給我們這樣的示,那些擁有或壟斷生產資源的人若對勞工的處境充耳不聞,他們也許沒有犯法,卻犯了「誡命」,當然這並不指向舊約聖經的十誡,而是開明社會對勞工的基本保障和尊重,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社會制約:相信勞動力不是商品,因為人不是商品,沒有人,何來勞動力?我不是念經濟的,也不懂勞工法例,但深深感受到這種關懷、企業良心和悲憫在現行的外判制度裏隱沒了,那外判層疊的架構,令每一層的外判機構必須自保,走進一個合謀共犯的制度裏。眾所周知,外判制度以 價低者得的形式運作,層疊的架構也以剝削為根本:我既被剝削,也不得不剝削下層。剝削若是人與人之間不對等的交往,那麼那層層疊疊的外判制度容許這不公的現象存在,在最上層的大判既不是直接僱用勞工,也因此不用負責任,可以安心的充耳不聞。那些中層的外判公司若因工潮壓力受不住,亦可隨時選擇結業,解散員工,是另一種的充耳不聞。

一個沒有剝削的城市,是可以渴望、想像和追求的。立法保障勞工權益是工會、法律學者和政府急不容緩的事情,勞資雙方達至和解當然最重要,但這一切的努力必須建基在精神價值的層面上,好像卡夫卡故事裏的「誡命」一樣,是對勞工和勞動力的尊重,是開明社會的制約,讓人抗拒冷感,重構企業良心。也許因此有更多人看見那看不見的勞苦和貧窮,聽見那力竭聲嘶背後的辛酸。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研究及教學範圍包括香港文化、視覺文化、城市及全球化問題、文化理論、小說與電影等。酷愛茶葉、果醬、文學、電影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