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貨櫃碼頭工潮告一段落，對於解決方案，不同角色從不同角度會有不同理解，受創最傷的可能是香港貨運業，因為經此一役，貨運競爭力進一步受影響，流失的生意會否回流，值得注意。而且，工潮暴露貨櫃碼頭營運一些環節，與本港的貨運中心地位有較大差距，例如隨環境變遷，現行外判制度的形式和運作，是否適合營運現代貨櫃碼頭的需要，值得斟酌，政府和貨運業者必須汲取經驗教訓，以具體政策措施強化業界體質，才可以鞏固和提升香港的貨運物流樞紐地位。
貨運業是大輸家 覆巢無完卵業者難獨善其身
碼頭外判商拋出加薪9.8%，而且聲言不會再出席談判，表面上，加幅接近雙位數字，較罷工之初傳出加薪5%高很多，工人可以說勝利。不過，9.8%加幅，與資方一度提出的5+2+5（%）方案比較，相差無幾，此所以有工人表示與期望有差距；若與工人曾經提出加薪23%，其後一度退卻至爭取雙位數字加幅比較，則現在工人罷工40天所得，嚴格而言只能算慘勝，因為資方原來提出明年加薪5%的安排，已經沒有再提了。
還有一個情，就是罷工事態發展至中段期間，據知曾經有機會達至加薪12%，但是因為涉及工會之間搶奪領導權，互不相讓之下，這個機會就流失了。所以，即使就最終加薪幅度，工人能否以贏家自居，會有不同看法。發動工潮，目的為工人爭取加薪和改善工作環境，這次工潮一些轉折，反映工人利益是否為唯一考慮，不同角色從不同角度，會有不同認知。
至於資方，加薪之後營運成本增加，不過，羊毛出在羊身上，資方只要增加貨運收費，就可以收回成本，只是香港貨櫃碼頭收費，在區內早已較其他港口為高，增加收費只會進一步削弱競爭力，已經有付貨人表示本港處理貨櫃費用再增加，擔心會流失生意。
綜合上述3點，此所以我們認為這次工潮只有玩家，並無真正贏家輸家的原因。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貨運業競爭力會進一步下降，很大可能成為真正輸家，覆巢之下無完卵，若貨運業受影響，業者不可能獨善其身，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來今次工潮沒有贏家。
除了從贏家輸家去理解這次罷工，今次工潮暴露外判制度的一些問題，值得關注。工人罷工得到一定社會人士支持，薪酬因素當然不能忽視，不過，在社會人士眼中，碼頭工人工作環境之惡劣，似乎爭取到更多同情。機手在駕駛室凌空工作，若遇排便、排尿需要，許多時候不能回到地面上廁所，要在駕駛室內解決，他們的「慘」，打動了不少社會人士，更突出了資方剝削的形象。
其實，機手盥洗需要屬於管理問題，只要管理得法，例如有足夠人手分擔工作，則工人有需要時回到地面上洗手間，看不到有什麼問題，現在，本港碼頭工人罷工卻以此為賣點，而且贏得廣泛同情，唯一解釋是管理不當，是未能做到人性化管理而衍生的後遺症。有關情，碼頭公司固然不能置身事外，不過，我們認為外判商應負主要責任。
外判商制度 必須與時俱進
這次工潮爆發之初，外判商如隱形人，傳媒無法接觸，到後來，涉及工潮的幾個外判商，除了個別願意面對傳媒，其他都表現得神秘兮兮，他們在工潮的表現，使人驚覺香港這個曾經舉世首屈一指的貨櫃碼頭，主要由他們做人事管理。這次工潮，外判商表現出來的管理水平，不敢恭維，說明碼頭外判制度即使行之有年，但是在環境、時勢已經轉變之下，外判能否滿足現代化貨櫃碼頭的需要，起碼是營運資方要思考的問題。
政府對貨運業寄望甚殷，視為物流樞紐其中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表示在現有貨櫃碼頭業務基礎上，發展國際航運服務業，目標向高增值的航運業進發，這個方向正確，不過，這次工潮暴露的問題，對政府應該有所啟迪。就是：貨櫃碼頭下游服務若有問題，可能會導致碼頭停擺，則所謂高端服務，就徒託空言。所以，政府應該研究把碼頭工人納入技能訓練規劃，提升他們的質素和職能，強化整體競爭力。另外，政府應研究成立類如航運服務業議會的法定機構，發揮公權力的角色作用，這類機構，建造業議會就是一個成功例子，可以從根本上調節業界需要，防微杜漸地清除勞資對立的不利因素。
今次工潮，開創了一個工運新局面，就是社會人士共捐款約800萬元，工會因此有資源給罷工工人派發多次生活津貼，工潮能夠持續40天之久，與此有關；另外，工潮發展成為社會運動，部分參與者針對碼頭主要股東之一的和黃及李嘉誠父子，罷工工人移師中環長江中心等，是近年本港社會「仇富」的一次爆發。近年，本港社會階層矛盾突出，其中政府政策被認為向商界傾斜，是原因之一；商界利潤最大化、「賺到盡」，也令矛盾尖銳化。要改善這種情，除了政府主持公義，以政策措施杜絕商界巧取豪奪，若商界捐款做善事之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亦有助消除誤會，緩和對立，使社會回歸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