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天通知全體議員，會在立法會今早繼續會議時隨即宣布暫停會議，以便與議員商討拉布的問題，4月底至今對財政預算案的拉布已宣告處於「彌留」狀態，只差在曾鈺成何時「拔喉」，以及在「拔喉」前拍板決定以什麼「理由」去簽署「死亡證」。
但亦正因為拉布，就讓全港市民看清，各路人馬為求「剪布」、為求「詮釋」民意，如何肆意踐踏「依法辦事」這個基本原則（先此聲明，筆者在拉布問題上並無既定立場，但堅持「剪布」必須「有法可依」）。
上星期六，曾鈺成及政府幾名局長，都先後為「剪布」造勢。先談曾鈺成，他指出立法會有憲制責任在合理時間內表決財政預算案。不過，根據《基本法》第73條，審議及通過財案為立會職權（powers
and functions）之一，而非「責任」、「職責」或「職務」之一。還望曾主席指正，「權」何以會變成「責」？
曾鈺成又指出，政府同意拉布議員要求的可能性不存在，拉布的目的已難達到。之不過，曾鈺成主持會議執行《議事規則》時，不時提醒議員發言內容須與正辯論的修正議案有關。那麼，為何到他「剪布」之時，考慮的卻非各修正案本身的內容是否得到充分辯論，而去考慮議員提交修正案的目的？
至於財庫局局長陳家強、勞福局局長張建宗，以及食衞局局長高永文，同一天則先後談及政府「斷水」的後果，例如暫停撥款醫管局和大學、停發綜援和傷殘津貼令百多萬人受影響、須停止購藥等，都只是試圖藉引起民意恐慌去誘導民意。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無法解答一個基本問題：政府憑什麼假定立法會必定會通過財案？
更基本的問題是，支持設立（或至低限度支持研究）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即使總計只得33票（泛民加上口頭支持的工聯會），差一點才達半數，但因當中絕大多數為地方直選或超選議員，代表的選民已遠超一半。而且，表決財案為立會職權，結果可以是通過也可以是否決，政府怎能置民意代表的訴求於不顧？
既然表決財案為立會憲制職權，而立法機關的憲制角色與功能在於監督與制衡，哪為何不見律政司司長和政制事務局局長就憲制安排現身說法、拆招？
同場加映的有某議員「寫大字」，並用立會日均開銷去推斷，每天「報數」聲稱拉布的所謂「累計損失」。卻其實，無論有否拉布，議員與立會秘書處都是按月支薪，沒OT補水。如此混淆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的所為，實在不值一哂。
拉布的目的，打從開始之時已清楚不過：社民連爭取啟動探討全民退保、人民力量爭取「派錢」。無論大家同意此兩項主張與否（當中後者並沒獲其他議員支持），都無從否定兩者皆出於民生考慮。把「反拉布」說成「保民生」之舉，這種「邏輯」，或者只會在信奉「蛇齋餅糭」的那個香港中站得住腳。
說到底，政府至今都只想打民意牌，藉引起市民對最基本民生服務或會因拉布而中斷感到恐慌，逼使拉布議員就範。至於退休保障這個同樣是基本民生需要的問題，則按下不表，甚至令其在傳統媒體之中隱形。上星期五親北京陣營議員聯署要求「剪布」，亦只不過是翌日造勢的前奏。
為今之計，惟願有人發揮兩母在所羅門王跟前爭子這《聖經》故事裏，真正母親所展現的愛（為保親生嬰兒性命而自願放棄撫養權），忍痛令這次拉布行動中斷，這才勉強可以讓香港至關重要的憲制秩序倖存（當然，筆者自知，這個希望，恐怕是奢望）。
金針集 : 港版九品中正制堵社會流動
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是：倘若香港沒有公立教育制度，相信社會上不少專業人士，根本沒機會讀完中學，遑論接受專上教育。
一個不認不認還須認的實情是：畢業於著名官校英皇書院的梁振英，亦很可能無法成為特許測量師。
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公立、普及而且免費的教育制度有助社會不同階層的流動。
教育制度使低下階層的子弟都能夠透過教育和後天的努力，學成再貢獻社會，而且亦鼓勵整個社會各階層都上進向前。偏偏，香港卻將這道社會階梯打斷，坐視多所「名校」收取高昂學費，低下階層入讀無門。
星期四立法會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代表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問到教育制度裏頭的貧富懸殊問題，質疑目前的教育制度出現社會分隔，富有家庭的學生選擇愈來愈多，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升讀大學的比例則不斷下跌，反問行政長官有何辦法促進社會流動。
可是，行政長官回答時卻以為葉建源所指的是私立學校，又稱香港過往都曾有一些私立中學，「係咪只係呢兩三屆特區政府係咁樣呢？」，認為香港的教育體系容許多元選擇，教育機構只要符合法例便可以辦學，收費由校方和家長之間訂定。
到葉建源澄清他所指的那些原本開放予所有學生的津貼學校，2002年的分水嶺後陸續改為收取很高學費，行政長官卻大談政府每花5元，便有1元花在教育，對低稅率地區的政府來說是極大的承擔，更堅稱不會有基層家庭子女因為財政原因影響到升學的機會。
短短的問答所揭示的，是無視基層、過橋抽板，甚至過了海就做斷人後路的神仙之心態。
以梁振英子女曾入讀，2002年逐年改制直資的聖保羅男女中學為例，據校方公開的資料，2011/12年度1,294名學生當中，只得215名學生申領學費減免，不足17%，當中只得130人獲全額減免。
按該校機制，4人家庭扣除住屋租金或供款後每年可動用收入少於63萬元可申領減免，收入愈低減免愈多，少於27萬元可獲全額減免（最終減免金額按家庭人數、在校就讀人數等因素有不同計算）。從此可粗略估算，該校1,294名學生當中，大約只得215人的家庭可動用收入低於63萬元，約130人低於27萬元。
據統計處數據，2011年住戶月入中位數為20,200元，假設人人都有雙糧，則全港有多達50%住戶每年收入少於262,600元，惟此數字並無扣減租金或供款這項全港家庭的最大筆開支。
聖保羅男女中學的學生人口，即使以扣除租金或供款的可動用收入計算，卻仍只得約10%低於此數；若無扣減，低於此數者更少。
可見，學費、取錄準則、宣傳目標等，都使基層以至邊緣中產家庭子弟舉步維艱，以至根本跨不過門檻，即使有學費減免，都無法糾正差距。
如此狀況，政府負責人豈可視若無睹？
縱容此等「21世紀港版九品中正制」堵塞社會流動，一方面有違《基本法》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對教育等基本權利的保障不得因社會出身、財產等因素而有所區別；另一方面更可謂對香港未來埋下炸彈：下一代失去努力上進的目標，而決策權力階層亦不會再有出身基層、關顧弱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