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個社會的教育制度摧毀，無疑是等同於把這個社會的未來謀殺。在香港，不論是融合教育政策、母語教學、新高中制度抑或直資制度，最出問題的往往不是制度原意，而是實際執行操作與初衷之間的巨大距離。制訂政策的人，不理實況，頭痛醫頭，腳痛治腳，藥石亂投，處方朝令夕改，最終把香港普及教育鬧成一團糟是必然之事。
坐視教育階級化是個極為嚴峻的問題。在十九世紀末的香港，書香門第專享教育之福，貧者良佳子弟偏無扶掖之道。倡建東華三院主席梁雲漢立心設校，深知「然以為數眾之多之清貧子弟，倘任令其失於教養，豈只其本身難以自立，苟不幸誤入歧途，實社會之隱憂」，遂與當年東華總理合議辦學，「俾能作育英才，造福社會，方為基本救濟之良策」。昔香港開埠，富貴華人猶知寒門子弟之苦，懂得籌謀香港發展，集資推動本地學校興建。人心不古。今人無不識字，無不擁更佳世界視野，卻短視而自私地忽略不公現實，認為「更多教育資源是富人應得的」也沒有問題，誠為可恥。
當日學堂廣授三字經、千字文、幼學故事瓊林這類教材已算「唔話得」，縱然此不時非彼一時，教材發展已一日千里，但教育的平等原則是永遠不可更動的。直資制度下，不少學校以提供學費減免予貧苦學童為直資制度並無違反平等原則的擋箭牌，事實上，它們的門檻根本早已排擠了窮人。在面試甄選新生的過程，校方沒可能在短短十數分鐘「感應」得到孩子的天賦跟才能，因此，能夠仗賴參考的，自然只有其家境優勢。出身富貴的，就算不一定成為李雲迪或方力申，總算是琴棋書畫都接觸得上的孩子，潛能要引爆時總可以引爆；出身清貧的，就算體內是巴哈或是菲比斯的基因，也不大可能為學校爭到甚麼錦標，因為他連到外面學音樂或「操水」的資格跟空餘都欠奉。
貧苦孩子的真實生活，於不在其位者的幻想中，是毫不立體的。貧窮極嚴重地影響着每一個孩子的心智與成長，日積月累，對他們人格的塑成關係重大。當其他滿身名牌的孩子掉了輔幣在地上也懶去撿回時，生計拮据他們為着10元8塊而躊躇掙扎。對錢銀看得很大不是他們「度縮又孤寒」，他們只是不得不被扭曲和學習低頭做人。生活無憂的人，不會想像得到為甚麼低下階層會連學樂器的金錢也付不起，到公立泳池游泳的時間也掏不來。極端的少數，家，是劏房。冷氣機是遙不可及的，而當僅餘的電風扇也壞掉了時，炎炎夏日汗直流，他們也捨不得花可以換來一日三餐的同等金錢維修它。寄居公屋的多數，雙親都要謀生，留守家中看顧年幼弟妹的責任，落在了較年長的孩子肩上，其自由也就隨之而減。要談操作偌大一輛巴士的夢想，當九巴司機，也得先有足夠金錢取考車牌。這些都不是個別例子，而是在城內幽暗角落發生着的悲劇。
助長貧富懸殊的、任由貧窮千秋萬世地遺傳下去的制度，必須盡快終止。除此以外，教育對每個學生的貼身關注程度更須緊隨社會需要與演變而與時俱進。非主流的弱勢社群，更需要得到老師妥善的照顧，小班教學無疑是尚待完善化的正途。此外，非華裔的學生，都是香港人的一分子，中文作為他們的第二語言，要學好是應份之宜。偏偏，香港教育部門一直將他們隔在融入本地人族群的門外，加強族裔差異，讓歧視與誤解越種越深。而大吵大鬧或不與人相處的「麻煩學生」，不都是因為無心向學而生事，更可能是自閉症、過度活躍症、讀寫障礙等因素影響。當老師與學生的比例太大，部份一心作育英才的老師也會因壓力太大而顯得有心無力。
沒有孩子是失敗的，除非社會把他邁向成功的門一一關上，然後指摘他們是失敗者。應該如何處理教育界的貧富問題，需要香港人對固有核心價值的反省；應該如何處理南亞裔學生，是個關乎香港人身份建構的題目；應該如何保護條件不足的學生，更是個重新審視香港人文關懷水平的契機。千瘡百孔的是整個社會，太多問題，只是政府、市民及相關人士都尚未願意正視與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