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的社會秩序顯著地退步了；退步的步伐，與回歸年期成正比！
以現在的機制，立法會雖不能說是社會的縮影，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現實；看立法會的表現，香港社會的確是亂糟糟的，幾位被政制迫得透不過氣的議員，只能選擇「搗蛋」的手段，才能宣洩他們或其代表選民對政府的不滿，然而，他們咬牙切齒口沫橫飛，不理是否有效果，便算對選民交足義正詞嚴的戲份，其濫用立法程序賦予立法者的空間，其鑽議事程序的漏洞，像是兒戲，又非兒嬉，成事敗事皆不足，只是浪費了有關各方的時間，令這類表演，有如青蛙不咬人而蛙噪吵死人！
議會之外，情況似乎更為不妙。年前九龍馬頭圍唐樓倒塌造成人命傷亡，帶動有關當局雷厲風行取締違章的建築改動，波及新界村屋僭建、激化行政長官選舉攻訐對手的藉口；可是，數個月下來，別說處理危樓、整頓僭建的具體方案未見蹤影，連限時拆除新界僭建物的行政命令，「沒有執行便不存在」，似已不了了之。這樣的政府，何能「取信於民」!?還有，大時大節大放煙火之下發生沉船意外，導致傷亡枕藉，社會大眾（和死難者家屬）忙於查找真相、追究責任，當局卻忙於推卸責任，忽略事之大者，就是太陽底下有所謂政務廢弛的問題。難怪死難者家屬會破天荒地聯名譴責政府！接踵而來的還有內地孕婦「逼爆」多所醫院，令本地孕婦—納稅人—無「床」產子；接着又有奶粉因走私赴內地活動猖獗，使香港嬰兒食無奶粉（及食貴價奶粉）造成末日性恐慌……。政府應急的行政措施一項又一項，未免顯得手忙腳亂，但這些突發事件總算一一被壓下去，就是少了有效率政府施政當有規劃的井然有序，不由不令人興起政府辦事能力一屆不如一屆的感喟。
梁振英的政治班子一落場便成眾矢之的—何以如此，梁氏比誰都清楚—當局的施政亦只能更倚重公務員隊伍；連出了重大問題的海事處亦以「自己人調查自己人」敷衍港人，調查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任內諸種令制度崩壞的行徑亦類此，適足以展示特區政府不敢對此「建制中的暴君」（佛利民譯）開刀。在外憂重重困阻之下，政府不圖向公務員隊伍採取行動，以免造成內患，陷入背腹受敵的困境，這種做法可以理解，但不思整頓，因循守舊、抱殘守缺，卻因此使梁政府愈來愈難有施為。針對政府的示威抗爭，無日無之；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公共場所露面，經常招惹大包圍式的抗議，皆可說是拜政府領導不濟事而不孚民望所致！
便在港事亂七八糟之際，香港百姓與內地同胞的嫌隙愈來愈多；從京官的針對性發言，可清楚看到北京對港事港人愈來愈看不順眼和不耐煩；在這種環境下，不認同北京治港手法以及不甘認同中國身份的香港人便愈來愈多。筆者以為這正足彰顯現屆特區政府的失敗！
二、社會和諧的首要條件是秩序，必須講求遵守秩序的生動例子是戲院失火。由於事出突然，大家爭先恐後，亂了秩序、不守規矩，後果堪虞，那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為了避免失序，大家遂渴求和諧有序，施政便以「維穩」為標的，可是，嚴格要求大家遵循一定守則行事，卻不能管得太死，以管得太死社會往往便失活力。保持一個朝
氣勃勃生機旺盛的多元生活環境，也許會衍生一些令人不安的荒謬情況，然而，這總比死氣沉沉、不問未來的社會好。香港在英國殖民者治下創造了一個從小漁港發展成為國際性都會的世界奇蹟；九七年後，仍然守在這片土地的香港人，當然希望發展能夠持續，使香港成為中國領土上一個再創高峰的特別行政區。然而，北京是
否和港人「一條心」，令香港的多元社會得以持續前行？還是北京在「維穩」至上的前提下，寧願香港成為一個緊緊受其掌握、沒有「刁民」只有順民由黨領導的自治區？看這些年內地移民之多，不久後香港且會成為少數民族（土生土長港人）自治區！
從《基本法》條文看，北京當初要求香港順利回歸、平安過渡，兩制的構想是誠意保持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因而才有「五十年不變」口號的提出；可是，當中有否想過包含香港人在英治時期培育出來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北京似乎無暇或故意不作細究。然而，此一被有意無意忽略的領域卻極為重要，那便如電腦的硬體與軟件、人類的軀體與靈魂，必須互為表裡、互相結合，才能順暢運作方有所成。換句話說，欲保持管治香港的法度，只要硬體而棄（或換）軟件，等於徒具形式，運作起來很易荒腔走板以至頻頻出事。
回歸前港人算是奉公守法的一群，社會秩序不算差，何以回歸後很快便面目全非？而帶頭走樣的竟然是構成建制重要部分的立法會!?
三、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由英廷的統治到一黨專政的仁慈施予，香港管治出岔，似難避免—政治換「總掣」，香港必然要經歷不少新的試煉和考驗，政體的轉移交接不那麼風平浪靜，是很自然的。
特別行政區政壇的最大特色是「委屈」多年的港（土）共新貴以為吐氣揚眉時機已至，事實上，這些人中幸運的一群亦確有此好機遇，理所當然地進入權力核心，可是，他們的質素良莠不齊，平均水準與港英時期的管治精英相比，頗見落差；然而，他們以愛國不必辨真假卻必分先後的姿態，補資質之不足，排擠「舊電池」、抹
煞英治留下的「舊痕迹」，一切洋人洋事洋氣，都在被掃地出門之列。
「去洋」最明顯且富象徵意義的例子是香港市花的定名。
洋紫荊是香港常見屬羊蹄甲品種花卉，與紫荊花既不同屬，外形亦毫不相似；但是，《基本法》第十條香港區旗區徽圖案的中文條文，故意把洋紫荊「斬首」—去洋—變成紫荊花；而英文條文則依然是bauhinia（以發現此花的瑞—法植物學家Bauhin昆仲為名）。《基本法》中英版本花名有異，是一九九○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決定的。這次會議，把香港市花「洋紫荊花」改為「紫荊花」，去掉礙人耳目的「洋」字，為去「洋氣」而罔顧事實，已為回歸後排英去「洋」定調。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條文由起草委員會秘書處操刀，當年任秘書長的正是「今上」梁振英！
有此去「洋」基因，回歸後在貫徹《基本法》上便大為褪色，「能者居之」固然失蹤，對「洋氣」之忌憚，反映在鄉愿升溫上；如今特區一班新貴那種「凡事夠土」以示「去洋」才算愛國的虛妄，令人渾忘孔夫子「鄉愿德之賊也」的訓誨！
管治失公社會失序．之一
林行止:「共」的疑惑「紅底」現 收起摺凳封「宅男」
三、董建華、曾蔭權相繼出任行政長官。前者深得北京信任，兩制之落實原有好的開始，可是內政的失諸過分進取、盲闖冒進，終至因力有未逮而中途落馬。曾蔭權在京官面前矮化了自己（和英廷給他的賞賜）及香港的地位，使兩制浮現從屬關係的干擾與困阻；不過，他在處理香港事務上，縱有苟且或不敢有所為而蕭規曹隨，招來一事不做的指責，卻因此沒有在制度上造成重大破壞。
西諺云，「在政壇打滾一日都嫌久」 （one day
is too long in politics），港人對出任行政長官未足一年的梁振英，不僅好感盡失，而且對其施政和處事態度，愈來愈多疑惑和憤慨，對其行事動機和用心的揣測愈來愈多。從事公職多年，梁氏予人以城府深沉的印象，角逐行政長官時的手段與說辭，勁力狠辣且擅長前言不對後語的圓謊詭辯，誠信早受非梁陣營人士公開質疑，有識之士與他保持距離。那是他無法順利「開局」的底因。
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角逐行政長官的啟動儀式上，梁氏面對一、二百名「梁粉」和鏡頭，以一貫狠準堅定狀若發誓的口吻說他不是共產黨員，在一國的框架內，這種表態政治非常不正確，可是全場「梁粉」竟然歡聲雷動，拍掌叫好，更屬弔詭；如果唐英年在政綱辯論會上「劍指」對手梁振英「你講大話」的指控遠離事實，則大家應相信梁氏不是共產黨員；但問題是，梁氏的中堅支持者聞主子非共而喜形於色、手舞足蹈，倒足反映了大部分港人──包括絕大部分港共（他們對內地何以會有這麼多「裸官」的理解比一般港人深刻）──的心聲。這種情況，令中共直接領導間接介入的香港政治，變得十分詭異！
當日「梁粉起動」，支持者在街邊「吃梁粉、撐CY」，強調「涼粉」降火解毒，可消民怨，澆上花奶，形象上突顯CY做事黑白分明、反官商勾結，以法治為本，俱為初聽極之動聽如今檢視不過是假大空即假情虛意的豪情壯語，而這類空言還有什麼比「只做大事不做大官」更動聽更荒誕？所有種種，現在看來都是信口亂蓋，目的在賺取西環歡心進而由其明示暗示選委會委員投梁氏一票的「脫口秀」。
梁振英未能貫徹的 「口號」，還有全港市民都翹首以待的好戲「落區三寶」；此「三寶」為摺櫈、筆及記事簿。可惜梁氏進駐禮賓府亦即某的士司機所言的「賊竇」後，據其友報所說，已變成「宅男」（二十一日本報「金針集」所說的「四佳宅男」），沒有一次任群眾自由講、長官專注聽的演出。鏡頭所見，梁氏上任伊始，「出宅」遇見請願者示威者，還會「笑而不答心自閒」地匆匆過場，不二個月後便「木」無表情目不對鏡頭，他不理市民和力疾從公的工作態度，在去周與反對者的「遭遇戰」中表露無遺──當他的座駕在明愛專上學院被數十名（這類場合，警方應「報大數」以彰顯護主之功！）青年人包圍，梁氏在關上車窗的車廂內全神貫注地批閱文件（？）幾凡半句鐘；他以「身教」向港人上了民意可以不理、公務繁忙和絕不浪費時間的一課。在警方以「最少警力」包圍纏住示威人群於道旁時，汽車便掉頭疾馳而去。
當初刻意塑造親民形象的梁振英，遇上不是同聲同氣的市民，態度再非「你願講我肯聽」；在競選期間，「梁粉」集結的地區活動，已排拒非我族類的「非梁粉」參與，其選擇性聆聽意見，反映了他並非如其所說會虛心「聆聽各階層市民的心聲」。梁氏已成為不隨便在公共場合露面的「宅男」，這等於表明「市民肯講我唔（不想）聽」。
面對群眾、聽市民心聲，不是光說不練的造勢和做戲，而是從政者身體力行所要彰顯權責和承擔，亦可說是在開放社會為官應有的基本態度。面對群眾一擁而上的訴求，當中不少還因積怨太深而來勢洶洶，「宅男」梁氏的退縮，意味他沒能力履行他曾口頭應允群眾的承諾；在一般市民心目中，那便是
典型的「講就天下無敵做便有心無力」──在有待解決的難題愈積愈多以至千頭萬緒不知如何理亂之後，「有心」便變為「無心」，而那是不折不扣的失信甚至是撒賴。梁氏之「退化」為「宅男」，正是不敢面對現實不敢接觸市民的反映。
四、梁振英以打民意牌及攻訐牌擊退競選勁敵，這些「撒手鐧」令他上位。可是，上台之後，他不但聽不進逆耳的民意，事事還以港共組織的「建制派」為馬首，更在履新後三個月的第一個國慶日晚上，因沉船意外而上演一齣香港特區版的「我爸是李剛」，把西環指手劃腳的影響力，從幕後端到台前。
事實上，港人可以坦然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但是對於要在香港 建立「紅色政權」，大多數港人──不管是否相信「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便心生抗拒。這種現實，「西環」應積極面對並設法紓解（派駐香港不是為了酬酢和互送禮物），只奉一國而不尊兩制的話，香港人口在九七前會流失十之八九；「一國兩制」令香港幾乎完整無缺地回歸，但回歸後「生變」，反抗之聲盈耳
抗議的行動無周無之，適足以反映留港港人的心態。國慶煙火夜的沉船意外是香港人非常沉痛難過的一夜，港人對這樣一位香港行政長官與那樣一位中聯辦高幹台前並列，今後兩制的路將由誰去鳴鑼開道？
不論是無心之失，還是故意露點端倪，港人對梁振英在雙普選一事的諮詢工作上遲遲未啟動而感憂慮，擔心梁氏只聽京意不顧港情。過去政府首長於十月發表《施政報告》已是傳統，是關心香港事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梁氏上任後不久便把之押後，焦躁等待，大
家期盼一月的施政綱領應有啟動政改諮詢的訊息，哪知梁氏蹉跎歲月、交了白卷。關心港事的市民，對香港政改會循序漸進、行政長官將有選舉和協商產生的法度和立法會按《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的指引進行諮詢，達致全部議席由選舉產生，由是更感虛渺！「佔領中環」的倡議便在這種環境下醞釀成形。
與此同時，群眾眼中梁振英的管治手法不可謂不飄忽，政策成熟一項推一項固令公務員團隊亂了手腳，多番緊急煞掣的行政措施，則難免予人以不顧章法，是「操之在急」的亂政，其不重視行政程序的人治色彩更若隱若現。前天突然宣布行之有年的老規矩行政會議周二例會「暫停」，雖說這已是六年來的第十次，但以梁氏的治績，尤其是有行政會議成員麻煩纏身尤其是稍後公布「頭號梁粉」行會成員張震遠暫停一切公職之際，這樣做，其有失官箴有辱官品有喪官威，已百詞難辯。北京政府的維穩要求要群眾不得亂說亂動亂上訪，其實人們何常不祈望政府行事作風穩健，那份「維穩」是靠官員對制度的忠誠。香港過去這份難得的官員操守，到了梁氏手上，
「新政」未立而「舊制」已被動搖得顛三倒四！人們對強人或專權統治心生恐懼，究其根底，便是怕政策朝令夕改，令守法市民無所遵從；梁振英不是強人，沒有獨攬大權（三權仍未充分合作！），可是卻有嬗變不守成規的用心和不顧後果的膽識。港人對領導的迷惘堆積為抗拒和憤怒，社會失序撕裂，是市民對梁營管治的回
應！
管治失公社會失序．三之二
林行止 : 有機無機 錯過主導普選諮詢先機
六、政府有清晰明確的遊戲規則，是治下人民安身立命穩定生活並能發揮所長的重要條件。高舉民主大纛者，很易衝口而出說制度化管治的最佳保障，是有個由公平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其實，那並非事實的全部，以香港為例，由於立法會選舉以至議決機制，被挖空心思地設下 諸多牽制、利益傾斜，失了公道，泛民黨派被環境所逼，出現了以搗蛋為手段的所謂激進民主人士，他們的行徑雖然「累人累物」，卻永遠無法達標，許多人因而賦予理性的同情，同時亦有人深明這樣的民主，成事敗事皆不可能，這類議員一朝大權在握，香港會更不成話、比亂成一團更亂。
封建的君主制尚且可 以立憲規範皇家權利和義務，把管治國家的權責付託給民選產生的政府（英國、日本、荷蘭、丹麥、比利時以至泰國皆如此）；香港回歸，保留香港人身份，長期住在這裏的人，他們中不少人希望中國和平演變，成為一個富強自由傲然立足世界之巔的國家，可是「八九民運」的發生和其後絕不可「和平演變」的定調，令這種最 基本訴求的一線希望幻滅！這樣一來，香港能否憑《基本法》的庇護，享有「黨力於我何有」和落實「港人治港」的民主空間!?
二○○四年的立法 會選舉，由於是在政府試圖硬闖內容過於嚴苛的二十三條立法、激起五十多萬人上街示威之後，香港各政黨包括「紅底」的民建聯，全部主張、認同○七—○八年雙 普選，民建聯還煞有介事把它寫進「黨章」。事實上，二○○七年民選行政長官和○八年民選立法會的全部議員，雖然沒有列在《基本法》之中，可是亦沒有阻止這樣發展的陳述。二○○四年選舉過後，「紅底」黨派迅速指出那是不符條文中「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兩大原則，且由行政長官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是年四月釋法，正式排除於○七—○八年實現雙普選的可能性。民建聯的「黨章」當然是第一時間「改正」了，該黨的出爾反爾，讓人看到在中共治下民主的宿命—再發展下 去，別說民主發展寸步難前，且大有可能走回頭路；而作為一個政黨，民建聯亦會成為像內地民主黨派般聽中共的話辦事、無緣執政只餘舉手功能（負有舉手任務）的所謂民主政黨！
七、曾蔭權任內從開始要在政改上「玩鋪勁」，不知輕重的「虛」氣風發，到被人視為無所成且貪且好與豪客遊的垂頭喪氣，當中就政改方案拉攏民主黨的周旋，幾乎把民主黨推到「變節」的不義死角，令人隱約感到他在政制發展路上，未必沒有苦衷和苦水（為了使這些秘辛不外吐外洩，便有封建色彩濃厚的「覊縻不絕」後着，董仲舒曰：「義動君子、利動貪人」，老共把這個英國爵士玩得兩面不是人！）。自從二○○四年人大釋法杜絕 ○七—○八年雙普選的可能性後，雙普選便「名正言順」地了無下文，港人對那一拖快近十年的選舉問題不知所終早感不耐煩，對梁振英政府便寄以焦灼的期待；到了梁振英上台，此一受命於京的《基本法》要角，對此竟然不吭一聲。在這種情形下，素來不算衝動、可說絕對斯文、一向以言文為利器的專業人士，便站到人前，準備從民間發動諮詢、收集意見，推動「真」普選；而最觸動人心、顯示為爭取民主選舉不惜付出重大機會成本的，當數必要時會「佔領中環」的部署！
八、梁振英施政的先後緩急意識，顯然與社會訴求有很大落差。年初放棄抓住啟動政改諮詢的先機，讓早已等得心情非常煩躁且感政治前路茫茫的民間力量分頭組織、冒起，它們的政改意念雖一，如何實施的章法卻各有一套，「論政」上便難免出現各自表述的無序，不若政府先作部署、發起群策群力的諮詢般較有板眼和條理。
自從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本報的專欄提出「佔領中環」，人大法律委員會喬老爺曉陽主任委員於三月下旬，便在深圳麒麟山莊，會見意氣相投的部分香港立法會議員，就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傳達了中央的看法。另一方面，負有領導政改責任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卻繼續緘默、不動聲色，好像事不關己，那是急市民所急的態度嗎？行政長官欲有所作為的志向，上任前後皆表露無遺，可是，在政改上他不發一聲，除了忙於覓地增加公屋，也許還有未收到北方啟動相關工作的指示，身不由己而變寒蟬？無論是上述二項原因中哪一項，看來都非港人之福。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與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均曾先後表示特區政府還未就政改方案展開諮詢，草案尚未出台，何以港人便有推翻此「無形草案」的準備，言下之意是未來提出的草案，也許寫進不少「佔領中環」諸君所提的要求。這番話和推想都很合理，只是他們根本不能理解香港傳統上合法表達訴求的渠道，因今上—北京的和香港的—同樣偏聽偏信而路途堵塞（一個視不同意見者為敵我矛盾的領 導人會傾聽民間訴求嗎?!）。梁愛詩是一位獲北京信賴、比較認識中港差異且會設法調解中港矛盾的權貴中人，但她竟然指「佔領中環」是「少數人的獨裁」、「將香港人的福祉作賭注」這類非常幼稚、令人失望、神傷的話。梁女士廁身長期「代理」主流的「紅底」黨團之中，早已忽略（或因有絕對權力為後盾而罔顧）香港還有那股不是「紅流」的洪流！漠視洪流，不設法以理性對話的形式疏導，泛濫的洪流是要「紅流」付出沉重代價才能斷流的！
「管治失公社會失序」素材尚多，只是早已不在江湖的筆者，與山水有約，不得不暫時打住。不過，筆者仍有一句話要說，行政長官梁振英能否化解「佔領中環」的「危機」，即他在中央充分授權下能否「平亂」，將決定他能否終任是否續任的關鍵！要炮製一份就京情又順港意的政改方案，庸才是做不來的。
管治失公社會失序．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