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九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訪深圳蓮花山，植下金桂樹。深圳當局不敢怠慢，架起大傘，為金桂樹遮烈日，擋暴雨，傘上無形的「阿諛奉承」四字，最近經傳播界報道，道盡了新中國官場特色。
同時，二零零八年開始，在薄熙來主政之下，重慶市豪擲一百八十億元，廣栽銀杏樹；現在，薄熙來失勢繫獄，當局就斧斤四出，把銀杏樹砍伐殆盡。那丁丁伐木聲，隱約是一首「榮枯炎涼」曲，和深圳那柄大傘互相輝映。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什麼？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他說得對。《史記》卷六載：秦始皇上泰山祭天，下山遇暴雨，隨從見路旁有大松五株，枝葉茂密，亭亭如蓋，就擁始皇到樹下避雨。始皇認為松樹護駕有功，「因封其樹為五大夫」。但是，當時沒有人懂得為五大夫打傘，以博始皇歡心。
又始皇沿長江到湘山祠，狂風忽起，舟楫難渡。始皇歸罪祠中女神湘君，下令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樹木伐盡，露出赭紅色土壤）」。但湘山樹木畢竟不用一百八十億元人民膏血栽種，那伐木聲透露的，也只是一個暴君的愚昧，而不是整個政黨的翻雲覆雨。這都是中共超過秦始皇百倍的明證。
胡錦濤的金桂以及薄熙來的銀杏，使我想起舊中國兩株名樹，一株叫甘棠，一株叫精忠。
周成王年間，召公治陝西，兼愛無私，甚得民心，曾經巡行鄉邑，坐棠樹之下，聽訟聽政。他死後，百姓懷德，「棠樹不敢伐」，還作《甘棠》詩告誡子孫：「蔽芾（茂盛）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這是召公當年聽事的地方）。」（《史記》卷三十四、《詩經．召南》）
南宋岳飛廉潔愛民，天下歸心，在杭州大理寺風波亭遇害那天，亭畔一株柏樹據說同時枯死，但「枯而不仆，虛中實外，堅如鐵石」，民間譽為精忠柏，直到清朝同治年間，仍然獲百姓敬仰，無人砍伐（俞樾《精忠柏臺記》）。
今天，胡、薄植樹，贏得民間什麼評論，看看互聯網上留言，就很清楚：「胡主席手植的樹，至少應得正部長級待遇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一百八十億元種銀杏樹，拔掉大概又要一百多億，這錢花得夠冤，又不知肥了多少幹部。」以甘棠樹、精忠柏和胡、薄的金桂銀杏相比，什麼叫馨香，什麼叫腐臭，顯而易見。
當然，中共領袖根本不在乎民間毀譽，更不在乎史家月旦。否則那金桂銀杏象徵的一切，他們怎會樂而不疲。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