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八零年代初寶島校園風雲人物，吳睿人詮釋台灣的深層焦慮?恐懼與被壓抑的自尊。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Whisky，他用熱情、富有磁性的嗓音對我喊道，這樣的嗓音天然的適宜演說。
我到來時，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不過，他散發著特別的活力，雪白襯衫被結實身材繃得緊緊的，酒精也讓他更為放鬆。這是他五十歲的生日，前來助興的是他的學生，他喜歡置身年輕人中，彷彿他的青春期從未徹底結束。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不?雅致，卻有一種熱氣騰騰的活力，它還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見證地，當年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都喜歡出沒其中，在台啤的助興下，暢所欲言。
我不知道他對於這家小店的感情如何，他曾是台灣大學歷史上第一位非國民黨的代聯會主席，是一九八零年代初台灣校園的風雲人物，也是黨外赫赫有名的「新潮流系」最早參與者，但在歷史狂飆之時，他卻不在場。在短暫接觸中，我總感到他對於這種「缺席」的難以釋懷。他的濃烈個性、進入舞台中心的雄心，都令這「缺席」感更為尖銳。
這經歷也令他的學術研究帶有一種奇妙的個性。在華人世界，他以《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身份聞名。我還記得十年前讀到這本著作的感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幾乎是炫耀式的博學多聞，大大超出了我的知識結構，我迷失其中，完全找不到頭緒，倒是譯者的同樣華麗卻篇幅適中的導讀，給了我大致的思想輪廓，在短短的譯後記中，更流露出濃烈浪漫的個人情緒，這裏面滿是這樣的句子，「是以在那簡陋風寒永遠黃昏的地下室，我凝神守護一個想像的成熟，看顧一個共同體的誕生，遺忘日光、雨雪、風與霧」，「在芝加哥地下室的荒涼隱遁中，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為我記錄時間之流，舒伯特的《冬之旅》伴我進入羈旅之夢，而吳晉淮的《港口情歌》幫我記憶那即將以往的故鄉的方向」。
在那個時刻，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其中蘊涵的強烈的受困的台灣情緒，只覺得作者再恰當不過的符合我心中的浪漫主義者的形象——熱情而不安，自戀又憤怒，對自己的邊緣身份耿耿於懷，連他的文章落款都滿是這種色彩——「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午夜於密歇根湖畔斗室」，一個黑暗、逼仄的空間。我記住了吳睿人這個名字。
小酒館裏短暫的相見的第二天，我又來到他在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似乎有某種敵對的意味。我把這理解成他一貫的姿態感的延伸——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
在巴赫與烏龍茶的伴隨下，他談起了赫爾曼·赫塞與七等生，他在風雪中的芝加哥的台灣鄉愁，他的以《福爾摩莎的意識形態》為題的論文，對於民主後的台灣社會的平庸化的不滿……這是坦誠而動人的談話，儘管它常有過度抒情之嫌，在很多時候，為了完成對於表述美感的需求，他不惜誇大事實與感受。
倘若讀過以塞亞·伯林對於「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描述與分析，你會發現他的個人的思想與情感歷程，再完美不過地體現了這兩個概念在當代台灣的映照，個人感受與集體命運間的相互作用——受傷的自尊如何轉化成集體性的反抗。
即使對他的浪漫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的國際地位時，仍讓我吃了一驚。在大陸洋溢著「台灣熱」，被台北雅致、悠閒的日常生活吸引，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時，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卻在說一個世紀來的台灣從未擺脫這種「賤民」身份，它總處於日本、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陰影下，難以獲得自身的主體性，不斷招致羞辱。在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中，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發，而台灣唯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
吳睿人這些詩化、常過分自虐的感受，或許扭曲了台灣現實，也可能並非台灣對大陸的常態感受。但倘若北京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癥結，就必須傾聽這些聲音。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十九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印證了這一點，而此刻的台灣，則也仍處於這股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