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沒有做強國的意志；愛辯論及多元化，民主發展穩定，優點缺點都啟示中國。
三月三十日在市面上發售的一期《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故事以《印度能否成為強國？》(Can
India become a great
power?)為題，試圖解開印度不成大器之謎：一個歷史悠久、軟實力雄厚、民主體制鞏固、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七的文明古國，為什麼甘心扮演大國之中的差不多先生(nearly-power)的角色，只能在區內發揮有限的影響力，而無法在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
《經濟學人》認為，印度具備做強國的條件，只是沒有做強國的意志和雄心。比方說，印度的國防預算近年不斷增加，估計到二零二零年就會成為全球國防開支第四大的國家，僅次於美中俄三國。問題是它沒有一套綜觀全局的戰略思維(grand
strategic thinking)，而只是讓官僚的惰性與權宜之計牽著鼻子走。它有十二億人口，但派駐各地的外交官數目卻跟只有五百萬人口的新加坡差不多。歸根究底，印度脫離了英國管治已經六十六年，但仍然抱著後殖民的反戰主義和不結盟主義不放，反映了這個飽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的國家對西方仍然心懷戒備。
創刊於一百七十年前的《經濟學人》已成英國建制的一部分，它埋怨與英國淵源深厚的印度沒有大志和不長進，無法抗衡迅速崛起、以及（在其眼中）野心越來越明顯的中國，因此無法成為保持區內以至全球權力均衡的重要勢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實情是即使印度無法與中國並駕齊驅走上強國之路，它的他山之石對中國仍然大有可供借鑑之處。
儘管印度貧富懸殊，衛生系統千瘡百孔，社會等級制度僵化，視女性為男人發洩工具的強暴文化更令人髮指；但它實踐民主的能力卻絕對不容小覷，這跟印度好辯論、重邏輯的文化傳統（argumentative
tradition）大有關係。印度人的好辯是他們的最大本錢，這是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亞洲人、以研究社會選擇理論、貧窮和饑荒而聞名於世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觀點。
在《好辯的印度人﹕印度歷史、文化與身份論文集》（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一書中，阿瑪蒂亞．森指出，印度從來就是一個由不同文化、不同族裔構成的共同體，離經叛道是印度的文化傳統，爭論不休是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印度人能言善辯，他們的史詩以長度而言全世界首屈一指，他們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的團長梅農（Krishna
Menon）發言，一口氣講了九個小時，創下聯合國最長的發言紀錄。公開的討論、社會對異見與不同觀點的包容，以及學術上的多元主義(intellectual
pluralism)在印度人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也是他們文化身份的重要構成元素。
中國人不好辯、不善辯，從來如此。中國人的千秋典範孟子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中國文學是一個抒情詩（lyric）的傳統而非史詩（epic）或者敘事詩（narrative）的傳統，我們最早的美學家認為詩「不涉理路」，所以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並提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大大不同於西方文學的傳統。
亞理士多德以來的西方文學評論家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皆有一有跡可循的邏輯結構，因而開創了詭辯色彩濃厚、以因果為據、「陳述—證明」為幹的批評理論。這種評論能夠說服人，因為它往往依循嚴謹的「始、敘、證、辯、結」的修辭法則。不管它用的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兩者都是分析性的——它總可把具體的經驗解釋為抽象的意念程序。而反觀中國的傳統批評卻是「點、悟」式的，以不破壞詩的「機心」為理想，能否被接受和傳承，更取決於讀者的領悟能力，而非評論本身的說服能力。所以中國的傳統批評中沒有娓娓萬言的實用批評，有的多只是一些美學上的態度與觀點。
由此可見，「一言堂」在中國自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文化根源。民主在中國的土壤難以生根，因為中國實際上根本缺乏一個論辯、說理的傳統；而一個不善於辯論、對話、以理服人和求同存異（agree to
disagree）的社會，又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國政府以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打壓傳媒，以防人民將他們的不滿、疑慮宣之於口而激化社會矛盾。這種管治思維不僅反映了一黨專政對異端和異見的缺乏包容，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不長於講理和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