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的工潮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揭露了大企業輕視社會責任的真相。
由工潮爆發初期，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對傳媒自稱公司也是「受害者」，意圖淡化HIT與外判工人的關係，此舉已注定整個勞資談判過程會變得相當漫長。當部分罷工工人將罷工大本營由葵涌六號碼頭移師至中環長江中心，顯示罷工工人對HIT和其大股東和記黃埔的憤怒已接近頂點。加上和記黃埔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最近的護主言論，批評工會採用「文革式手法」批鬥集團主席李嘉誠。現在整個碼頭罷工行動已惡化到勞資雙方接近水火不容的階段，究竟這工潮會否進一步惡化和演變為一次歷史性工運？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現在整個罷工行動的最重要問題，是罷工工人對幾家外判商的指控是否真實無誤。為了解真相，筆者在上星期二曾到訪葵涌碼頭，了解外判工人的狀，並和一位罷工「機手」談到薪酬待遇和工作環境等問題。經過一輪溝通，筆者了解到罷工工人的苦，實在值得同情。但最近數天，HIT在各大報章刊登碼頭工人工作的情，內容與罷工「機手」所言有很大出入，雙方各執一詞。筆者認為在這階段最好的辦法是公開對質，讓市民作出一個明智的判決。
另一個市民關心的問題是，HIT與和記黃埔堅持現在罷工的外判工人與他們沒有僱主和僱員的關係。在法律上，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但從企業社會責任角度（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來分析，HIT與和記黃埔的表現則絕對不合格。
不少管理和商業道德文獻均有記載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而觸及的層面則相當廣泛。為令讀者更容易明白這學術術語，筆者從兩個官方機構下載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1.
「私人市場的廣泛商業利益要求它來管理其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這是需要建立一個適當的對話或一個與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關係（利益相關者包括員工、客戶、投資者、供應者或社區）。企業社會責任超越法定義務，涉及自願及私人市場主導式的參與，這反映企業、市場和地區因素的優先次序和特性。」（英國政府，2001）
2.
「企業要對所有利益相關者受到影響負上責任。它的持續承諾是在業務上保持公平和負責任的表現，並同時要改善員工、其家庭以及社區和整個社會的生活質量。」（歐洲共同體委員會，2003）
根據以上兩個定義，企業社會責任超越狹義的僱主和僱員關係。即使HIT與和記黃埔與工人沒有正式的合約關係，並不代表他們可袖手旁觀，任由工潮惡化。既然罷工工人聲稱待遇惡劣，HIT便有責任要求外判商改善工人待遇。歸根究柢，HIT外判工序才是始作俑者，公司為了減低成本，以追求盈利最大化，本來是無可厚非，但外判商以「低價」爭取外判合約便可能變為禍根。為了賺取盈利，外判商壓低外判工人的待遇便成為減省成本的做法。
希望勞資雙方保持克制
最近外判商高寶對外宣稱因為沒有能力滿足罷工工人的加薪要求，選擇提早在4月底結業。如果外判商以「低價」獲得合約，一旦工人要求加薪，而加薪的幅度是較大，高寶結業的情便會出現。大家可以細想，這是外判制度的潛在問題，還是工人開天索價，答案顯而易見。
最後，筆者希望勞資雙方保持克制，尤其是資方，如果HIT與和記黃埔不搬出「過火言論」，例如霍建寧形容工會採用「文革式手法」批鬥集團主席李嘉誠、李卓人「帶埋一班人做世界」等惹火批評，企圖將整個罷工行動妖魔化。作為「商界奇才」，霍建寧的言論只是煽風點火，於事無補。但筆者更擔心基層市民對仇富的心態會愈演愈烈，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性有負面影響。
作者是獨立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