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

方志恒﹕三十年民主治港夢




從民主派發起佔領中環,到喬曉陽發表講話,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政改之爭,一下子又回到了政治舞台中心。

其中,喬曉陽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就政改問題亮出北京底線,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而提名委員會將肩負把關責任。喬曉陽立場之堅定、措辭之強硬、語氣之堅決,在在顯示北京已下定決心,要在香港確立「高可控性」的特首普選制度。

北京已下定決心

政改五部曲尚未展開,北京已急不及待為政改劃下紅線,佔領中環運動固然是催化劑;但真正關鍵,卻在於北京將今回政改視作「政權保衛戰」。

2005年及2010年的兩次政改,核心爭議都在於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區議會間選、超級區議員方案),特首選委會需要如何改革,根本不是各方爭議的重點——反正特首選委會是800人、1200人還是1600人,都不會改變其小圈子選舉的本質。但今回政改之爭卻剛好相反,主要戰場已轉移到2017特首選舉,反而2016立法會選舉並非焦點。

明白到今回政改主戰場在於特首選舉,就能理解為何北京急不及待定下政改框框:因為特首一職代表覑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權,北京必須確保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後,中央的管治權不會被動搖。

回顧整個特區政制設計,北京一直強調「行政主導」原則,要害在於北京希望將管治權集中在行政機關身上,而負責領導行政機關的特首,則是由北京「實質任命」(《基本法》第45條),並且需要向中央負責(《基本法》43條);如此安排就能確保北京可以透過特首這個大權在握的忠誠代理人,有效地掌控香港及保證特區不會失控(例如演變成反共基地)。

以往特首選舉的小圈子本質,令北京毋須擔心特首的忠誠度,但2017年特首改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這種政治保證就不再存在。當然,理論上北京握有對特首的「實質任命權」,若然特首當選人並非愛國愛港,中央大可以拒絕任命,但由此而引發的憲制危機,絕非維穩至上的北京領導人所樂見;相反,由提名委員會先行把關,以確保所有特首候選人都為中央所接受,對重視風險管理強調安全系數的北京領導人來說,自然是上上之策。而近年美國提出「重返亞洲」戰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持續緊張;同時間香港本土意識抬頭,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這些外在環境及內部因素,只會強化北京推行「高可控性」特首普選的決心——一方面嚴防外國勢力介入,一方面亦保障對香港的管治權不被動搖。

當然,今天中港政經實力懸殊,大國崛起自信滿滿的北京領導人,必然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條件有資源以我為主,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劇本主導政改,香港社會縱使出現反彈及不滿,北京亦自恃有能力承受後果。

民主派無路可退

但面對北京的強硬立場,民主派又有何退讓空間?

2010年政改通過之後,北京未有把握歷史機遇,讓難得形成的溫和民主路線落地生根,反而是作為溫和派中堅的民主黨,被各方力量夾擊至元氣大傷。到今天民間社會全面躁動急速激化,北京才驚覺香港已再無溫和民主派,昔日作為緩衝的中間溫和力量早已煙消雲散。

更重要的是,今回政改之爭,對北京來說是一場「政權保衛戰」,對不少民主派而言又何嘗不是「普選終極一戰」?一直以來,香港民主運動的爭取目標,正是符合國際標準、公平開放的普選制度,不少民主派中堅自1980年代起投入民主運動,貢獻大半生青春追逐了近三十年的民主夢,豈能接受最後揭盅的竟然是層層設限的「高可控性」特首普選?

面對政制發展長期停滯的困局,與其再接受「半桶水」式的政改方案,更多民主派朋友情願選擇盡地一鋪放手一搏。佔領中環運動之所以一呼百應,並得到民主派及社運界廣泛支持,正正反映這種對北京完全失望、不成功便成仁的無奈絕望情緒。

香港局勢無法回頭

一方決心打一場「政權保衛戰」,另一方亦視之為「普選終極一戰」,北京和民主派的立場南轅北轍,要橫跨二者之間的鴻溝,找出能夠達成共識的方案,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最令人憂慮的是,無論政改最終能否通過,過程之中所引發的社會動盪,都足以將香港推向暴亂邊緣。

1984年初,中英談判如火如荼之際,學聯代表寫信予中國總理趙紫陽,要求北京保證給予港人民主治港。

同年5月,趙紫陽給大學生回信,覆函中寫覑:「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1980年代的民主治港承諾,標誌覑香港民主運動的開端。轉眼匆匆30年,民主治港的夢想若然最終幻滅,等待香港的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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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