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駐港部隊在短短一周之內舉行兩次軍事演習。兩次軍演都「巧合」地與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時刻緊貼在一起。
第一次是3月21日，中央電視台說，這是中共軍隊「首次在香港地域進行實彈訓練」。目的是「有針對性地進行戰法研究，組織地形勘察、緊急出動、戰術編隊、彈藥補充等訓練，以收集在香港境內複雜地形下進行多彈型、多課目攻擊作戰的相關數據」。兩天後，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發表了中共的「篩選特首選舉」的政治條件。
槍炮對準中環
第二次是3月28日，中央電視台發布了解放軍駐港部隊的海軍開進維多利亞港的片段，但見海軍部隊伏在船舷，嚴陣以待，槍炮對準中環。中央電視台的旁白說：他們在進行「聯檢拿捕、跟蹤監視等演練」。當天，以「佔領中環」為核心的公民抗命運動正式步。
第一個「巧合」，是讓香港人知道解放軍的存在，不要輕舉妄動，他們「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電視台的旁白）。第二個「巧合」，明顯是衝「佔領中環」運動而來的。那些演練項目，就是為了必要時「拿捕、跟蹤和監視」運動的參與者或組織者。
看見解放軍槍口對中環這個畫面，我不禁要問一聲：「中共，你除了武力外，還有什麼？」如果中共有道理，有誠信，用得對手無寸鐵的香港民眾這樣展示軍力威懾嗎？正因為講道理它輸道理，講誠信它輸誠信，它才需要訴諸武力。
為什麼說它輸了道理、輸了誠信？因為它在處理2017年普選這個問題時，出現了五大倒退，使它在道理上、在誠信上都站不住腳，故唯有靠拳頭講話。
五大倒退
一，現在「不是普選」的特首選舉方案，起碼不敢明目張膽地設定政治條件，起碼表面上泛民人士還可以有機會角逐。但在「喬曉陽式普選」（以下簡稱「喬式普選」）下，將來的所謂「普選」方案，反而要定下排他性的政治條件，而且幾乎杜絕了泛民參選的渠道。這不是倒退嗎？
二，香港人翹首以待凡30年的普選訴求，在「喬式普選」下，卻變成幫助中共篩除政治異見分子三道關卡的其中一道。換言之，我們設想的是通過真普選來促進民主，但中共卻通過假普選用來打擊異己，而且可以沾沾自喜地說，它屬意的人是通過「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這樣的「普選」何其荒謬！這不是令普選的意義大倒退嗎？
三，制訂《基本法》時，中共懂得引入《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因為它知道這是好東西，寫入《基本法》不但可用來安撫港人之心，使大家接受《基本法》，也可用來向國際社會昭示它信守「一國兩制」的心。可是20多年後當香港人要求落實該公約的相關條文時，卻說什麼「西方的花雖好，卻不能移植到香港的花園來」。同一條國際法，中共的態度是「前恭後倨」，這不是倒退嗎？
四，中共在無法說明「愛國愛港」的定義時，就搬出鄧小平1984年的講話來壓陣。我們不妨全面來分析、解讀該談話內容。鄧小平說：
「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見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4年）
這裏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他不要求人們「都贊成社會主義」，換言之，即使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只要他是愛祖國、愛香港，也是愛國者。鄧小平這個定義，寬鬆合理，所以當年鄧小平提出這個愛國定義後，香港人都心情舒暢。可是為什麼經過喬曉陽的演繹，大家馬上覺得壓力很大呢？因為在「喬式普選」的規定下，凡反對「一黨專政」，或提倡「三權分立」的人都不是「愛國愛港」，都是「對抗中央」，所以都不能參選。他這個對特首參選資格的規定，實際上就演繹出「凡是愛國的都必須贊成社會主義制度」這個荒謬的結論。這更是一大倒退。
五，中共30多年前同英國談判收回香港時，當然是以軍事實力作為談判的後盾，但整個談判過程卻不見有以武力相威脅的事例，頂多是鄧小平一句含蓄的警告：「如果談不攏，要考慮收回的時間和方式」，一切盡在不言中。相反，現在香港回歸已經15年，對手是香港老百姓，而他們不過要求中共落實在20多年前就承諾過的普選，合情合理，中共卻竟然要出動解放軍用槍炮瞄準中環的方式來開展同香港人討論「普選」辦法，把「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這不是倒退是什麼？
老子說：「夫兵者，不祥之器」（《老子》三十一章）。中共這麼輕率地展示武力，不祥之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