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曾經是很熟很熟的城巿，有一年暑假幾乎每隔一個星期北上，乘搭的是東岸火車Amtrak，半夜從紐約西三十四街車站發車，三小時的夜車幾乎空無一人，半睡半醒清晨六時到波士頓南站（South Station），剛趕及上班高峰時段來臨前在車站吃一個豐盛的早餐。波士頓不算大，六七十萬人的中型城巿，名氣來自三方面﹕一是全國的保險公司總部多設於此；二是這巿位於美國獨立戰爭打響第一槍的麻省；三是這城是與芝加哥齊名的天主教徒名城，又是愛爾蘭裔大本營，城裏的NBA籃球隊叫塞爾特人，滿城皆是綠色的愛爾蘭色調。如果硬要加多一項，那是吃之不盡的便宜海產，包括龍蝦，當造時幾塊錢一大包，吾爾開希六四之後逃亡波士頓，因為吃了一頓龍蝦而成為了大陸官方傳媒所說的「窮奢極侈」，普通的一頓飯變成「民運分子喝香吃辣」罪證。
波士頓以及其所在的麻省人文色彩豐厚，不單是因為美國幾家名牌大學都在它周邊，也不因為是甘迺迪家族的發源地，而是這是美國人民反抗英殖的核心標記。遠洋從英國而來的清教徒「五月花號」就在麻省登岸；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是在麻省勒星頓巿（Lexington）打響，如今美國幾乎所有大城巿都有一條勒星頓街或勒星頓大道便是由此而來。這塊東北的地方，其實是美國歷史的第一章。
波士頓馬拉松大爆炸後，我想到的是，這個代表著美國童貞的城巿終告失守，美國對本身歷史的驕傲在錯誤的人文認知裏成為泡影。
美國是一個年輕國家，「中華四千年文化源遠流長」於他們遙不可及，勒星頓的「第一槍」是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那是乾隆四十年，介乎中國民間所說的第四次及第五次下江南之間。美國建國前後戰爭不絕，史家稱之為「戰爭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即使如此，美國仍是構建了一套人類文明史上幾乎是唯一的自我信任思維。所謂自我信任，是美國社會相信美國是不可能攻破的堡壘，美國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能被改變的，儘管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稍為驚破這一美夢，十二年前的「九一一」令美國人一度心寒，但這兩次事件並沒有全然捅穿美國人的心防。珍珠港所在的夏威夷在美國認知裏相當於另一個國家，是勞碌半生之後去好好玩一次的桃花源；紐約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金碧輝煌的化外之地，是住在小鎮的老百姓認為紙醉金迷酒池肉林與我無干的世界。美國人心目中的美國，是波士頓這類歷史舊城，或是像中部聖路易巿那種大草原城鎮。
美國精神來自「五月花號」
波士頓所搭載的歷史感是美國「自由、民主」核心價值，源於「五月花號」清教徒抵達麻省普利茅斯後船上一百○二名乘客中四十一人簽署的《五月花公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為使上述目的能夠得到更好的實施、維護及發展」——美國此後二百多年國祚由此而生，對個人的尊嚴及自由的捍衛，成為這個來自四面八方移民國家的共同價值。因此，當珍珠港遇襲，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決心嚴懲日本，但不至於恐懼；當紐約世貿中心兩幢大樓隆然而塌後，小布殊出兵血剿，卻不入於由此膽破；然而，當波士頓馬拉松變成血肉橫飛的現代屠場，奧巴馬三小時後馬上宣布美國決心追查到底。三次事故，由海外而內陸，自遠至近，從最後一州的夏威夷乃至建國十三州之一的麻省首府，美國歷史所揭櫫的不可觸及的童貞終於在波士頓淪喪。
晚節不保失去童貞
美國的底線是本土不容侵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南北戰爭後，美國參加了所有大型戰爭：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兩次波斯灣戰爭，美國都沒有缺席，這些仗都在外邊打，北美大陸絲毫無損，美國童貞信念更是顛撲不破。然而信念背後是脆弱的人文認知，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改弦易幟多不勝數，念書年代把星條旗踏在腳下的在九一一後把國旗掛在陽台，以曾寫出六十年代美國學運總結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的「前」自由派知識分子ToddGitlin最為令人費解。一個從學生到教授年代都是自由派佼佼者竟是如此晚節不保，究其原因，童貞的失去，安全感的流失，令到所謂已然捍衛二百年的美國價值揭穿了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小布殊的反恐帶來右翼思潮鋪天蓋地重臨，對於他的新自由主義，我並不覺得這是右翼的惡果，反而更大的罪衍是隱性的愛國主義把美國人文童貞玷污。今年是美國攻打伊拉克十周年，美國國內大多忘記十年前因為永遠得不到證實的「大殺傷力武器」原因，全民支持出兵伊拉克。結果是師老無功，浪費了八千億美元軍費，也浪費了十年長的發展機遇。然而，回到十年前，除了小布殊內閣的一些人，包括副總統切尼及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這等好戰鷹派，新聞傳媒敲邊鼓也大不乏人，有線新聞網絡（CNN）是其中之一，梅鐸的霍士電視台（FOX）是之二，以水門案聞名的前《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是其三，還有不計其數的印刷傳媒，都在美國對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大做文章，紛以「消息人士」為名發表無法證實的「伊拉克已擁有大殺傷力武器」消息。
這場戰爭早已結束，薩達姆亦死去多年，戰爭十周年來臨之際，CNN在回顧伊戰十年的特備節目中，王牌記者Christiane Amanpour上月問了一個問題，「新聞工作者當時在哪裏？」（Wherewere
the journalists？）這個問題出來之後成了美國傳媒撫心自問的質詰。我在美國互聯網上看到這個題目，Christiane
Amanpour的問題下面是眾多的反彈，「你們不也是那種人麼？」回到十年前的世界，美國傳媒在漫天氛圍下，堅信「愛國」的右翼分子總統小布殊團隊種種指摘，認定不出兵伊拉克美國就會亡國。美國傳媒一向自詡的公信和核實在政治大風吹裏成為泡影，紛紛加入啦啦隊，自動站到政府宣傳機器的行列。最痛心的是伍德沃德的質變，他的Bush
at War是對小布殊歌功頌德的語錄，採訪水門案時的錚錚風骨在為尊者諱的阿諛裏，成為永不復還的褪色榮光。
錚錚風骨褪色榮光
伊戰結束後，美國傳媒面對如山事實，公開承認沒有把好關，包括在伊戰前甚為活躍的CNN記者Ｗolf Blitzer關於進一步求證消息來源的講話，以第四權自居的傲慢美國傳媒，疚悔感充斥北美洲的上空。然而，道歉沒能把歷史扭轉，網上論壇的聲聲討伐，把在恐怖主義面前站立不穩、當了右翼政客的傳聲筒、把「愛國」與「真相」混為一談的傳媒嘲笑得無地自容，取笑它們以百年清譽倒貼小布殊的廉價愛國主義。美國過往能夠傲視全球，並以此作為民主內涵的一種輸出世界，憑的是獨立的新聞自由，以及把總統拉下馬的不畏權貴記者這些樣辦。伊戰十年於茲，揭開美國傳媒竟是政府的另一個宣傳部，記者也不過是劏蛇劏蟮的酒肉媒體。
美國往右轉的深邃變化，葬送了「講真話」這一真正美國童貞，莫失莫忘，比起物理上的珍珠港紐約巿波士頓失守都來得沉痛。杰佛遜的「若要我在政府和報紙之間選一樣，我寧取報紙而不要政府」百年老店金漆招牌，想不到就敗亡在做新聞那幫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