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澳洲海事工會來港聲援碼頭工人罷工（圖），透露他們的月薪是港幣五萬三千元。就算除去百分之三十的稅，淨工資也有三萬七，這不但比筆者這個拿了博士學位在澳洲學院當研究員的月薪高，其實在澳洲本地也算很不錯的工資。是比一般在大學當初級講師的薪金水平還高一點。比一般老師的工資水平也高不少。
澳洲的海事工會又透露，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在澳洲的布里斯本和悉尼都準備要設碼頭，但卻承諾澳洲工人「不會外判運作」，不會要工人隨時候命，工人每周工作規定是38小時，每日8至12小時輪更工作。當然澳洲工人在操作吊機時一定不會不准去洗手間、大小二便要在吊機裏解決。這種工作狀說出來不但令香港的群眾嘩然，我跟這兒的朋友說起，他們很自然便聯想到十九世紀的落後工業社會。我想﹕香港自稱為Asia's
world city，可能意思就是十九世紀的那款吧，其實不知不覺間香港已和二十一世紀的人道標準脫了節，但我想說的還有其他。
集體談判權的威力
其實為何澳洲的體力勞動工人能有這樣大的權力跟和記黃埔討價還價，甚至平起平坐，和黃是要跟他們談好待遇才可能在那兩個港口運作的。澳洲工人要求和黃給的待遇不能比另兩間碼頭公司差。和黃亦似乎沒有回覆說如果勉悤答應工人的要求，會「害死行家，拖累整個工商界」。因為他們知道若敢這樣大言不慚，置工人生計不顧，一旦談不攏，基本上工人罷工，和黃就運作不了，這也就是集體談判權的威力，能防患於未然，限制僱主的權力無限量放大，把社會倒退回十九世紀。
觀乎這次碼頭工人罷工所引起香港人的共鳴，大概其實也是因為身同感受。就在我自己熟悉的大學界，有多少底層員工的工資十年來只有寸進。但筆者離開粉嶺的舊單位兩年，租金就升了百分之三十，同一單位的賣價四年間升了百分之八十五。在大學做底層行政的朋友都說，管理階層似乎最擅長的就是改變制度，為自己在已升至頂薪點後仍能巧立明目繼續增薪下去，又或不斷提高自己的退休年齡。他們的增薪就是靠底層凍薪來達至的。這種肥上瘦下的把戲在澳洲這邊不是沒有，但至少，在每兩年的集體談判時能拿出來傾，勞方在資方堅持己見時能發起工業行動，逼資方正視問題，讓底層員工的利益不會無謂被犧牲。
但在香港很明顯是碼頭工人已是毫無尊嚴地為五斗米而折腰，但資方說不跟你談就不跟你談，現在更是一拍兩散，外判公司抵受不了夾在和黃與工人之間的壓力而選擇結業。的確不斷的判上判，和黃確能置身事外，把壓力卸給外判商。外判商從中得益亦努力賣「老」命。到現在堅持不了，權責又會傳到另一外判商手上。工人的生計卻永遠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確認，連想跟僱主直接溝通的基本要求亦遭不斷的推搪，拒絕和否定。試問碼頭工人所屬的物流業已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連支柱產業的勞工狀都可以這麼倒退，勞資的權力分配仍可以這麼一面倒，其實再發展多N個產業我們實際的利益又真的會有進展嗎？
以為擺在眼前的就是合理
我們這些打工的，每天營營役役為口奔馳，很多時只是想保住飯碗，就算不斷感受到無形的壓力，也只是想咬緊牙關挺過去。在既無餘閒，亦無空間與精力的情下，有時我們真的會變得麻木，以為擺在眼前的，就是合理的。碼頭工人之前有誰會想過自己的行業是可以不外判運作的？在大學底層工作的又有誰想過，所做的工作，若職銜不相稱、job
description不清晰、又或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工資大相逕庭，或庸碌高薪的教授不斷地增加，都可以是不能接受的待遇，是可在集體談判中集體來談和解痩。香港的狀是經濟環境的結構性不均，已到附拾皆是的地步，不是派少少糖能解決。中國政府和現香港政府都很喜歡用要集中發展經濟產業來搪塞改革或改變的訴求，讓工人過着尊嚴掃地的日子。中國大陸或香港無論國力有多強盛，表面有多繁榮，也不能掩飾整個社會的內在衰弱與頹敗，GDP再翻十番我們的內裏還是帶着十九世紀的野蠻、非理性和落後，智力都是耗在以一群人打另一群人的權謀內鬥之上。或者中國人在外人面前再不會逆來順受，但也絕不是心靈豐盛，胸襟廣闊，能頂天立地的巨人。
文 黎佩炎@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