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喬曉陽披露中央對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的藍圖，提出特首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與中央對抗的人就不能當選特首，至於如何判斷，喬承認這一標準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因而首先由提名委員會委員作出判斷。據會後譚耀宗的引述，提名委員會將會作為一個整體去提名，屬「機構提名」而非委員提名，而《基本法》第45條內提名委員會的所謂「民主程序」，即是「少數服從多數」。
所以綜合來說，到了普選特首時，要當候選人，並不是像如今般只要收集到委員會八分之一委員提名便可，而是要拿到「多數」，如今尚能勉強在提名上湊夠數的民主派，差不多定被拒諸門外。
看到政局的最新發展，這幾天心裏十分納悶，看到周一《明報》社論的標題：「若當年知道這樣普選特首，港人會同意嗎？」更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我在1980年代參與學運，當年支持結束殖民統治，香港回歸中國，30年來，我們這個學運世代，以及更多的香港人，一直耐心的在等，希望見到中央政府履行承諾，落實「港人民主治港」，讓香港實行雙普選，更一直正心誠意，耐心的同對方在講道理，結果30年後，我們的青春已經耗掉大半，今天卻見到如此一個普選特首方案。
心裏實在有太多的不忿和鬱結，讓我不得不吐，一一提問中央政府：
‧我愛國，視自己為一個中國人，所以我會為八九民運而痛心疾首，因為我把廣場上的學生、群眾，以及後來的天安門母親等，視為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仍會每年鍥而不捨的到維園去悼念死難同胞，要求平反六四。近年本土主義情緒高漲，有些不把自己當作是中國人的，六四根本對他們不痛不癢，更揶揄人們何苦要到維園。我想問北京一句，如果你們要以平反六四劃界，那麼究竟是前者愛國，還是後者愛國？
‧台灣民進黨反對一國兩制，而香港民主黨很多成員當年卻支持香港結束殖民統治，民主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2009年民進黨籍的高雄市長陳菊，去年則輪到謝長廷，兩人先後訪京，反而民主黨很多成員在1989年以後便無緣踏足中國大陸半步，我想問北京，那麼究竟是反對一國兩制的愛國，還是支持一國兩制的愛國？
‧據譚耀宗的引述，《基本法》第45條內提名委員會的所謂「民主程序」，即是「少數服從多數」。我想所有教授政治學的學者，都不會如此簡單、庸俗的去理解何謂「民主」。退一步說，如果北京真的信奉民主乃「少數服從多數」，那麼為何回歸之前立法會直選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正正是典型「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制度，但他們卻投訴這非民主的真諦，而講求「均衡參與」，於是改用比例代表制，好讓愛國政團都能拿到議席。一時民主是「均衡參與」，一時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你如何能夠說服港人你不是一直在「搬龍門」？
‧相信以下一幕大家還歷歷在目，上年3月特首選舉最後一個星期，唐營和梁營的選委勢成水火，為了說服唐營的選委最後關頭「轉ɜ」，改為支持梁振英，以免出現流選，於是在電視鏡頭下，一架又一架鑲上不透光玻璃、掛上中聯辦車牌、估計是乘坐覑選委的房車，魚貫駛進深圳紫荊山莊，多份報章報道是國務委員劉延東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南下，在這裏接見選委，說服他們要顧全大局，投票支持梁振英。試問你又如何能夠說服我，將來不會重演前述一幕，逐個逐個選委被召去面聖，教他們應如何投票？
‧在2007年特首選舉，候選人除了曾蔭權之外，有梁家傑；在2012年，除了唐英年與梁振英之外，有何俊仁；如果到了2017年實行普選之後，除了建制派候選人之外，一個泛民候選人都沒有，那你還能如何能夠說服港人，那不是一種倒退？
‧泛民不是張三李四，在回歸後過去10多年的立法會直選，他們每一次拿到的選票都有五成多六成，去年最差那一次，都有55%，如果這樣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都被剝奪了參選的權利，你如何能夠說服港人接受這種所謂「普選」是民主選舉？
‧台灣自1996年實行普選總統之後，如今已經舉行了5屆總統選舉，每一次民進黨的候選人都從不缺席，我想問北京一句，如果台灣人想到北京會把建議中的香港模式普選搬到台灣，民進黨候選人從此在總統選舉中被全面封殺，你還能夠說服台灣人坐下來和你談統一嗎？
北京最擔心的是「佔領中環」這個運動成為氣候，但弔詭的是，他們近一個月來的所作所為，只會為「佔領中環」提供更充足的彈藥。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