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葉蔭聰: 一個沒有公共性的獎項:評藝評獎風波




藝術發展局與申請資助的藝術工作者發生爭拗與衝突,已不是新鮮事。然而,近日藝評獎風波,由於事涉電影《低俗喜劇》,以及獲獎者賈選凝的文章觀點及其背景——來自北京的年輕人,居港並任職《文匯報》記者,令藝發局的合法性問題由藝術圈子的風波,變成大社會的爭議,甚至又捲入中港矛盾。至於藝評小組的幾位評審,尤其是林沛理及邱立本,他們的公信力及操守更受質疑,亦惹來陣陣猜疑。

各種猜疑即使成立,也只關乎部分評審個人操守問題。但評審已按照規矩辦事,例如公開徵稿與匿名評審,因此,若然明年還有類似獎項,最多也只能警告評審不要提攜「自己友」,或作更詳細的利益申報。然而,這也於事無補,因為人總會偏好跟自己文風及觀點相近的作品,能否做到公正嚴明,為公眾認受,也不容易。然而,整件事最根本的錯誤,其實不在於同儕評核(peer review),而是最初設計這個獎項的意念。

藝評小組脫離香港藝評現實

我們不妨看一下獎項的參賽規則。參加者必須是1840歲的香港居民,以一篇未曾公開發表的藝評文章參賽,評論對象為2012年內本地進行的文化藝術活動或出版物。我們可以假設 一個情:有一位參賽者,他/她平日不寫藝評,但貪圖5萬大元。於是,他/她花點心思了解評審團的背景,投其所好,結果獲獎,但之後他/她仍然一如以往,不寫藝評。若然這樣,如此這般發掘出來的「具潛質的藝評人才」,實在毫無意義。

我提出以上的假設,讀者可能會認為可能性不大,但我其實不是想爭論可能性大小,而是想指出,藝評小組是脫離香港藝評現實的。

香港有不少藝術評論人,甚至有專業團體的網絡及出版平台,可是,小組不去物色當中的年輕人才,以作獎勵及鼓勵,卻搞一個類近徵文比賽的獎項,實在有點莫名其妙。單以賈文的類型電影評論為例,香港雖不算很蓬勃,但報章雜誌也經常有長短不一的作品;至於專業團體及平台,就我所知,便起碼有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也是受藝發局資助的團體),他們有定期出版物,也有經常更新的網站等等;而媒體或網上間中亦有就覑不同電影進行的影評爭議。如果賈選凝的文章是發表在這些平台上,跟其他影評人及公眾交鋒,評審團看過這些爭議後能給出一個說法,認為賈特別優秀突出,這也算是一個公開交代。可惜,這全不是獎項的設計或評審的意圖。

把不同類型評論混為一談

藝評獎另一個缺陷也說明小組脫離香港藝評現,就是它把不同類型的評論混為一談。藝術評論的範圍實在太大了,概念上你可以把影評、劇評及書評等等都視作藝評,可是,實際公開發表的評論卻各有「地盤」,不管你是否喜歡這樣的劃分,但事實上它們有各自不同的論述方式、問題意識、術語及標準價值等等。現在得獎的3篇文章,評論對象分別是電影、表演藝術與書籍,我真不知評審是如何分高下的。我只能說,評審有一套外界不了解的標準,但他們卻好像無視實際發生的藝評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公共領域。

小組主席林沛理回應批評時說,「評論的爭議性是它的生命力」,但它的生命力何在?相對於創作及表演藝術,評論的生命力更在於追求現代公共文化理想。

從歐洲歷史角度看,藝術評論是18世紀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之一。正如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指出,政治性的公共領域出現以前,便開始有評論文藝作品的公共領域出現,布爾喬亞階級男性在咖啡屋與沙龍高談闊論,評論文藝,甚至有藝文通訊及雜誌出現。這種空間與活動是由宮廷文化衍生出來,公共領域不止是空間上從宮廷轉向民間,而且,參與者也主要不再是貴族,而是布爾喬亞階級,甚至有小商人。

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

著名法國哲學家迪德羅(Denis Diderot)可能是最早的一位活躍藝評人,他曾說過:「我們的作品只對某些公民有影響力,但我們的言談觸動所有人」。事實上,18世紀法國的大作家一般都會把自己的意念先在沙龍中發表,與人討論,才正式寫下付梓出版。在公共的討論中,各人暫時忘卻各自的階級身分,視彼此為平等對話伙伴。藝評活動亦由以往宮廷禮儀與談吐,演變成具有「理性-批判」的討論,講求的不再是上層階級的儀式或儀態,而是面向公眾的原則性思辯。不能王室貴冑說了算,而是要追求最好的論據,尋求合法性(legitimation)。這是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因此,被布爾喬亞男性排斥的女性、勞工及有色人種,亦漸漸以類近的原則挑戰政治權威,進行合法爭奪。

藝評獎最大的缺失,便是失卻了這種公共性,導致合法性的喪失。這個獎鼓勵的不是面向公眾,而是面向權威(評審團)。林沛理說今次藝評難得引起爭議,是意外收穫,可是,現在發生的是醜聞式的爭議,夾雜覑種種猜疑及指控,包括作者身分及作者與權威人士的關係等等。因此,討論只會聚焦在賈小姐身上,卻對銀獎及銅獎得主作品沒有興趣。一切都說明這是評審及藝發局為自己帶來的合法性危機。稱之為「意外收穫」,是否一種阿Q精神?

試出了香港民主的貧乏

哈伯瑪斯認為,藝評公共領域在歐洲的出現,就如一個試練場,讓更廣泛的布爾喬亞階級男性訓練出一種能力,面向受眾運用理性,即所謂理性的公共使用。而藝評公共領域,亦漸漸過渡至後來爭議公共事務、評議國家政策的政治公共領域的基礎,以公共民意檢驗政府權威,兩者甚至形成對抗。簡單來說,就是民主建設的一部分。

正如有香港藝術朋友哀嘆,我們的藝術資助機構近年中止資助像《文化現場》這樣的藝評平台,卻弄出一個由權威主導的藝評比賽。它把支持藝評活動弄成醜聞,這多少說明我們社會欠缺公共理性。在香港,精英權威素來被民間或明或暗鄙視,但獲得權力的大小人物卻自鳴得意,一副傲慢姿態,對自身權威及權力的基礎來源沒有反省,糟蹋我們的公共文化,這還要我們包容?香港社會理性貧乏,不能簡單地委過於民粹情緒,實質是精英的不濟。很不幸,我們在文化的試練場上,試出了香港民主的貧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