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9日星期二

馮可立: 曾俊華真的了解「中產」?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一句「我也是中產階級」,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層浪,觸發人們的好奇心和憤慨,重新開展詢問、調查和分析,希望了解自己的階級性,以及確立階級的認同感。

其實,曾俊華用「喝什麼咖啡,看法國電影」作比喻是沒有錯的,因為法國人認為階級的定義有三大要素,其一是世俗身份,即相對穩定的職業和工種,以及沾染了竹門對竹門的貴族意識要有一定的「通婚範圍」;其二是文化身份,指的是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風,尤其是工作是否有相當高的自主性,不須卑躬屈膝;其三是集體身份,是否能起來保衞其共同體的利益,並非孤立無援。

對於許多國家以收入來作階級的劃分標準,法國人覺得甚為低俗「沒品」。曾俊華在香港工作,位高權重,以法國生活口味來管治港人,確是傷透了香港中國人的感受。

香港不少高官雖然指出,如果經濟收入結構是欖核形,兩頭小中間闊,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心安穩,社會秩序便可回復井然,但是他們其實也知道香港經濟出現問題,中產階級面臨墜落的境況,要予以拯救。

他們了解在全球經濟競爭下,工業轉移,隨着知識型經濟的出現,企業內出現了「30 70」(30%核心工人,70%可隨時替換工人)的境況、職業結構重組(大量合約工、臨時工的出現)、企業規模縮減(downsizing )等等競爭環境,使中產階級兩極化,形成了M 型社會;於是,援助中產階級的措施便應針對可替換工人的勞動質素,以再培訓和成人教育來拯救這些落後於知識經濟的勞工。

「小政府、大市場」成為幫兇

這種分析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它只是針對勞工的供應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社會政策的一位知名學者艾斯平.安達臣在他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中指出,中產階級的形成不單是靠經濟推動,政府也有很重要的角色;他甚至說,通過干預市場,政府可以「製造」一個中產階級。

如果用香港作為例子,政府在七十年代推行四大社會建設,因而迅速建立了龐大的教師、醫護人員、物業建築及管理、社會福利等等專業隊伍,薪金雖然不及私營機構的專業人士,但也收入穩定,可躋身社會的中層甚或中上層;如果加上十多萬左右的公務員,整個公共服務隊伍可近三十萬人,在當時三百多萬人中,成為一股有前景和穩定社會的力量。

這種想法在不少國家也曾出現。早在一戰後的日本,革新精英已經訂立「社會政策的精髓」保護目標,防止中產階層下墜到下等階層。1922年的東京府規劃提倡「以中等階級作為標準階級,使下層階級向之靠攏,謀求上下階級的融合」,重視職業穩定和升遷制度、穩定的社會輔助環境、政府的責任等措施,要建立一個強大安穩的中產階級,減少貧富懸殊所引起的矛盾。這個政策持續六十多年,亦曾經成為管理學的一個模式典範,直至八十年代的泡沫經濟爆破才受到挑戰及遭揚棄。

司長風涼話甚刺耳

其實,「小政府、大市場」政策,是撕裂中產階級的一個幫兇;減薪裁員只是其中一項措施,其餘還有非政府機構薪酬與公務員脫鈎、封頂的整筆過撥款、合約工制、外判服務、在極少競爭的社會服務界別中引進內部市場競爭、在薪酬不加反減下強求增加生產力等等做法,不單只增加工作壓力,而且亦是對工作尊嚴的摧殘。在英國,當小政府雷厲風行推動時,滑落到社會底層的中產階級(包括教師、護士、律師、社工、音樂家)約有三百八十萬,佔中產階級總數的14%

到現在,在香港的中產階級裏面,有一大群工人的「世俗身份」(穩定的職業和工種)已經逐漸遺失,生活圈子收窄,以往沾染高尚的「貴族意識」沒落,他們聽到財政司長所說的生活享受,滿不是味兒。此外,政府的公共事務漸趨工業化和標準化,就算可以維持世俗身份,工作中的個人風格給磨平,自主性雖然仍有少許保留,但是機械性的標準作業,使工作尊嚴受到極大的打擊,聽到財政司長表達的文化身份風涼話,覺得甚為刺耳。

十多年來,中產階級(除了科技貴族和高級管理人)的收入沒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物價(尤其是樓價)不斷飆升,使中產階級捉襟見肘,債務連連。過去數年的派錢措施,的確可以短暫地紓緩緊絀的開支。

不過,世俗身份中的穩定職業和工種、文化身份的工作自主性、集體身份的共同體利益保障這些問題,卻仍沒有着落。就算多了一些現錢握在手上,中產階級那份自豪感、專業性、生活品味、個人風格,都好像隨風而逝。日本一些書籍,如《M型社會》、《中流幻想的崩潰》、《中流的幻想》、《2010年中流階級消失》等等,都訴說着這種衰落狀態。

借問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你能了解這個中產階級族群的落寞心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