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一句「我也是中產階級」，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層浪，觸發人們的好奇心和憤慨，重新開展詢問、調查和分析，希望了解自己的階級性，以及確立階級的認同感。
其實，曾俊華用「喝什麼咖啡，看法國電影」作比喻是沒有錯的，因為法國人認為階級的定義有三大要素，其一是世俗身份，即相對穩定的職業和工種，以及沾染了竹門對竹門的貴族意識要有一定的「通婚範圍」；其二是文化身份，指的是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風，尤其是工作是否有相當高的自主性，不須卑躬屈膝；其三是集體身份，是否能起來保衞其共同體的利益，並非孤立無援。
對於許多國家以收入來作階級的劃分標準，法國人覺得甚為低俗「沒品」。曾俊華在香港工作，位高權重，以法國生活口味來管治港人，確是傷透了香港中國人的感受。
香港不少高官雖然指出，如果經濟收入結構是欖核形，兩頭小中間闊，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心安穩，社會秩序便可回復井然，但是他們其實也知道香港經濟出現問題，中產階級面臨墜落的境況，要予以拯救。
他們了解在全球經濟競爭下，工業轉移，隨着知識型經濟的出現，企業內出現了「30 ╱70」（30%核心工人，70%可隨時替換工人）的境況、職業結構重組（大量合約工、臨時工的出現）、企業規模縮減（downsizing
）等等競爭環境，使中產階級兩極化，形成了M 型社會；於是，援助中產階級的措施便應針對可替換工人的勞動質素，以再培訓和成人教育來拯救這些落後於知識經濟的勞工。
「小政府、大市場」成為幫兇
這種分析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它只是針對勞工的供應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社會政策的一位知名學者艾斯平．安達臣在他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中指出，中產階級的形成不單是靠經濟推動，政府也有很重要的角色；他甚至說，通過干預市場，政府可以「製造」一個中產階級。
如果用香港作為例子，政府在七十年代推行四大社會建設，因而迅速建立了龐大的教師、醫護人員、物業建築及管理、社會福利等等專業隊伍，薪金雖然不及私營機構的專業人士，但也收入穩定，可躋身社會的中層甚或中上層；如果加上十多萬左右的公務員，整個公共服務隊伍可近三十萬人，在當時三百多萬人中，成為一股有前景和穩定社會的力量。
這種想法在不少國家也曾出現。早在一戰後的日本，革新精英已經訂立「社會政策的精髓」保護目標，防止中產階層下墜到下等階層。1922年的東京府規劃提倡「以中等階級作為標準階級，使下層階級向之靠攏，謀求上下階級的融合」，重視職業穩定和升遷制度、穩定的社會輔助環境、政府的責任等措施，要建立一個強大安穩的中產階級，減少貧富懸殊所引起的矛盾。這個政策持續六十多年，亦曾經成為管理學的一個模式典範，直至八十年代的泡沫經濟爆破才受到挑戰及遭揚棄。
司長風涼話甚刺耳
其實，「小政府、大市場」政策，是撕裂中產階級的一個幫兇；減薪裁員只是其中一項措施，其餘還有非政府機構薪酬與公務員脫鈎、封頂的整筆過撥款、合約工制、外判服務、在極少競爭的社會服務界別中引進內部市場競爭、在薪酬不加反減下強求增加生產力等等做法，不單只增加工作壓力，而且亦是對工作尊嚴的摧殘。在英國，當小政府雷厲風行推動時，滑落到社會底層的中產階級（包括教師、護士、律師、社工、音樂家）約有三百八十萬，佔中產階級總數的14%。
到現在，在香港的中產階級裏面，有一大群工人的「世俗身份」（穩定的職業和工種）已經逐漸遺失，生活圈子收窄，以往沾染高尚的「貴族意識」沒落，他們聽到財政司長所說的生活享受，滿不是味兒。此外，政府的公共事務漸趨工業化和標準化，就算可以維持世俗身份，工作中的個人風格給磨平，自主性雖然仍有少許保留，但是機械性的標準作業，使工作尊嚴受到極大的打擊，聽到財政司長表達的文化身份風涼話，覺得甚為刺耳。
十多年來，中產階級（除了科技貴族和高級管理人）的收入沒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物價（尤其是樓價）不斷飆升，使中產階級捉襟見肘，債務連連。過去數年的派錢措施，的確可以短暫地紓緩緊絀的開支。
不過，世俗身份中的穩定職業和工種、文化身份的工作自主性、集體身份的共同體利益保障這些問題，卻仍沒有着落。就算多了一些現錢握在手上，中產階級那份自豪感、專業性、生活品味、個人風格，都好像隨風而逝。日本一些書籍，如《M型社會》、《中流幻想的崩潰》、《中流的幻想》、《2010年中流階級消失》等等，都訴說着這種衰落狀態。
借問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你能了解這個中產階級族群的落寞心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