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極權主義？沒錯，誰不想呢。
然而極權主義不只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語言和思維模式。作為社會制度的極權主義，與作為語言和思維模式的極權主義相依為命，相互塑造，相互強化，這種更深層面的極權主義共同體，往往並非簡單的表面的反極權主義態度所能瓦解。
2007年我去紐約住在法拉盛，終於看到慕名已久的《大紀元》報，但還沒細看就先笑了：版式看上去咋那麼像《人民日報》？再細看社論，也跟人民日報社論一樣八股不堪，甚至抽換某些主語和賓語，整個句式和人民日報社論幾乎一模一樣。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當然理應受到譴責，但用中共的語言和思維模式去反共，這是另一種“深度中毒”。最近在香港街頭看到顯然有中共幕後支持的各種反對法輪功的標語，跟法輪功的標語遙相斗法，而這種標語文化，都源於紅色革命文化。
喝狼奶長大的人信誓旦旦撕心裂肺欲“殺破狼”為快，卻難免也露出了一副狼牙。何止法輪功。
八九年我們游行經常喊的一句口號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直到民運失敗之後數年，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文革初期流行過的紅衛兵口號，而這口號，源自青年毛澤東！
這也是很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面臨的困局，或許是最難的困局：我們的所謂政治正確，是否掩蓋了語言的腐朽？而用一種腐朽的語言武裝起來的政治正確，是否也是可疑的？這種武斷，獨斷，自戀，誇張的語言，充滿啟蒙精英優越感的語言，是否真的可以通往澄明而開放的公共社會？
公知的社會責任感當然令人敬重，他們在微博時代的及時發聲尤為珍貴，但微博貼身肉搏的快感也很容易加劇他們的優越感和幻覺，典型的就是趙楚先生關於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的劃分，他指出：“公知只是一種含義模糊的社會學劃分，籠統指就公共問題發言的知識分子，所以對公知的攻擊本身是一種新文革斗爭策略，即把對公共問題的討論轉變為對社會一部分人的人身攻擊，以壓制和取消公共討論﹔因此，凡是以抹黑攻擊所謂公知說事的，基本都可以看作網絡特務，或新文革份子。”
這段話是邏輯不通的，或者只能說是一種極權思維邏輯。在這樣的公知視角中似乎只剩下專制政權和暴民二者。“五毛”這樣的詞流行，一開始確實說明自覺效忠乃至受僱於官府的“五毛黨”越來越多，但當網絡論爭中人人言必稱“五毛”，爭相用“五毛”去互相謾罵攻擊，當五毛這個詞充塞了整個公共言論空間，這就像公廁被衛生紙給堵住了﹔而當“五毛”進一步被提升到“新文革分子”的革命高度，將公共討論一筆勾銷的，恰恰是高傲而又脆弱的公知——他們更習慣一種單向的發聲而不是互動的交鋒，更習慣自上而下一呼百應的啟蒙，而不習慣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新媒體社交網絡公共空間，他們更習慣把參差多態的社會網絡一股腦簡化為對立的群體，而這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很不幸，我黨最拿手了。“凡是......都”這樣的句式難道不是很文革嗎？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當然是對立的，但有趣的是公知和新文革分子有時候會同穿一條褲子，我指的是他們的語言，以及背後的思維邏輯。
極權主義的成功，還在於它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培養出一種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泛政治化思維，一種草木皆兵的陰謀論。革命年代四川有句俗話：石頭裡面也有階級斗爭。
例如李承鵬對《少年派》的觀後感：“少年派就是一船上開會的故事.他們都有信仰和求生需要,經短暫試探,身子骨最弱的被最貪婪的干掉,心理最差的也被最貪婪干掉,最貪婪的被最強悍的秒了, 只剩最強悍和最聰明.二者知誰也干不掉誰,劃定勢力範圍後彼此提防又聯手抗敵.等遍體鱗傷終於上岸即相忘江湖.最重要是：沒人知道真實版本是什麼。” 當然政治解讀也沒問題也可以自圓其說，李承鵬焦灼迫切的政治關懷也可以理解，但我只是納悶中國人怎麼那麼愛開會，看個好萊塢電影也非要九九歸一兜兜轉轉兜到那艘革命的船上去。
批判毛粉毛左當然是公知的要務，但毛語言和思維模式滲透力之強流毒之身遠超想象，有時候公知們是毫無反省地繼續濫用毛語言去評判毛左，有時候則是無意識地學舌，就像那些惡俗的流行歌，你明明知道惡俗，但爛歌聽了千百遍，您老人家可能就被無形中洗了腦，冷不丁就會在散步或洗澡時從嘴邊蹦出一句，嚇了別人也嚇了自己一大跳。有位朋友在微博上抒發了反抗共產極權的決心，我就說，你是啰裡啰嗦用140個字翻譯了14個字，那不就是主席的詩麼：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金雁先生的《倒轉紅輪：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一書最近很紅，充滿了反抗極權的政治訴求和道德情懷，然而動輒用“逃避現實躲進宗教的象牙塔”這種革命唯物主義的語言去形容一些俄羅斯知識分子，這多少有用紅輪用剩的同一種油去“倒轉紅輪”之嫌，這究竟是顛覆，還是循環？
在昂貴的劣質油釀造的灰霾空氣中，我們不只是受害者，往往也是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