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中國人的「民族」，由八成的農民組成，另外的是士大夫和地主，也演化為後來的「知識份子」和「資本家」。
中國民族的地主，基本上品格本來最好，勤懇持家，世代都是中國小農經濟的創造人。地主自己雖然不太有知識，但尊重知識，也能僱養一些讀書人。中國的士大夫，考科舉，一部份上了位做官，落第的留在原籍，替地主教下一代，本來這樣的制度很和諧。
但是中國的農民是劣質的：愚昧、自私、狹隘，中國政治的兩頭，上帝皇、下農民，其實一路貨色，因為帝皇絕大多數是農民出身，劉邦、朱元璋、洪秀全。中國的農民像孕育他們的黃河：別看他們平時愚魯恭順，但黃河氾濫時，都成巨災。
中國的民族性，問題先出在農民的劣質之上，愚昧和殘暴，是他們的兩面。然後是文人相輕的士大夫身上，他們缺了西方的邏輯教育，只有忠君的愚孝。地主反而最有人情味，也是中國儒家倫理的守護人。但是在馮大導活着的時代，地主像納粹時代的猶太人一樣，整個階級都屠滅淨盡，這就是馮小剛悟到中國民族性之黑暗災難的由來。當整個民族都是垃圾，牠有什麼能力推行民主？「留學」一百多年，學到了什麼？中國人想不通，馮大導想通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