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行動近日成為討論焦點，也象徵覑香港的民主運動正步入一個新的抗爭年代。泛民若要沿用過往爭取民主的較為溫和的方式，當中必須符合兩大假設：第一，是較溫和的爭取方式是有效的，所以值得繼續採用；第二，是民主化沒有迫切的死線，因此，可以接受一個較漫長的談判過程，而毋須急於把所有的力量在一瞬間爆發出來，和對手作一個比武式的對決。
可惜，在檢視現實的情後，以上的兩個假設似乎都愈來愈不適用。
在第一個的假設上，回顧香港民主運動過去的爭取方式，由最簡單和最溫和的簽名運動和集會，發展到回歸後多次大型遊行和示威，當中所得到的重要教訓是，這些行動或方式，雖然在推翻政府的惡法或爛方案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對於推動香港真正落實民主卻顯得不足夠，特區政府及中央在立場上仍然是寸步不讓。因此，在思考爭取民主的方式上，實在很難再去逃避考慮把行動「升級」的需要。
須對三個關鍵問題 有充分思考和準備
在第二個的假設上，香港的民主化亦已到達了一個刻不容緩的關鍵時刻。從中央的手中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最重要理據，就是在《基本法》中列明香港的特首和立法會最終要由「普選」產生。由於中央已決定港人最快可在2017年普選特首，及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在中央對民主立場極為保守的情下，中央大有可能徹底扭曲「普選」的定義，強行把有「篩選機制」的行政長官選舉及保留「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說成是符合民主的原則，逼香港人接受。因此，香港整個民主發展的未來，可能完全取決於這兩三年的政治局勢及事態發展。
可是，要成功地利用「佔領中環」運動為香港爭取民主，組織者必須對以下的關鍵問題，有充分的思考和準備。
第一，是如何在泛民陣營內取得一致的共識，從而避免「佔領中環」成為了「五區總辭，全民公投」及「政改方案」的翻版？「佔領中環」會不會在做不成團結能量爭取民主之餘，反而成了泛民內部分裂的根源，演變成溫和對激進，或談判對抗爭的兩派，甚至多派的內部激鬥？
第二，在「佔領中環」行動前，泛民也必須對可以接受的普選方案定下一個清楚和得到支持者接受的底線，以免在關鍵時刻被政府或中央分化。
政府很可能有兩手準備，先是開出一個非常苛刻的原方案，及一個一早已預備好，但條件同樣辛辣的後備方案。很明顯，後備方案的真正目標並不是讓步，而是要在公眾面前造成政府已經讓步的假象，把妥協的壓力，及因繼續佔領行動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包括可能會出現的武力清場及鎮壓行動的一切責任，全部推在泛民的身上。
如何避免政府透過小修小補的改良方案，來分化泛民的內部團結，及削弱支持者爭取民主的決心，將是「佔領中環」行動是否能夠成功的另一個關鍵。
第三，是如何取爭一般市民大眾對行動的理解和支持，及引起商界對佔領行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的重視？
「佔領中環」行動若果要成功，它必定不能淪為以中產、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主導的階級運動。否則，不但行動的代表性受到質疑，更加會為政府提供藉口和機會，以佔領行動所帶來的不便作為理據，來挑起「人民的內部矛盾」，用「以一派來打另一派」的左派策略，來進一步撕裂香港的公民社會，及矮化整個佔領行動。
「佔領中環」行動被視為泛民的核子武器，因此，它的功效在乎提供一個可信的威嚇，而非真正的使用。商界地位特殊的地方，在於三方面。首先，它和中央關係密切，對其決定有一定影響力。但更重的是，商界是「佔領行動」的最大受害人，而全世界的商界均可與民主共存，所以，商界是最有動機去避免「佔領中環」的發生。在適當時候與商界有一定的溝通，可以有助它們游說中央，甚至可以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未真正開展佔領行動前，中央已作出讓步。
商界的地位
要成功克服以上的難題，並不是一件易事，但由古至今，爭取民主從來就是一件困難重重的事。因此，必須要有更多更多的香港人，願意放棄其旁觀者的角色，全情投入，「佔領中環」才能成功。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