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港英首席政治顧問顧汝德指出香港人不應懷念殖民時期，表示中國崛起是香港機遇，香港具法治、國際化、專業性優勢，難被取代。而托派梁國雄（長毛）能進入立法會，全球少見，體現香港包容性。
最近出現在香港社運現場的港英旗幟引人注目，在前港英首席政治顧問顧汝德眼裡：這是香港言論自由的表現，就像托派共產主義者梁國雄（長毛）也能做議員一樣，充分體現香港的包容性。曾任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他，對英國人在香港的角色評價不高，坦言「香港的歷史就是香港人不斷克服殖民主義缺陷的歷史，英國人對香港的低水平治理，責無旁貸」。
若不是英國人，那麼是誰打造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呢？顧汝德認為，打造香港優勢的，就是香港人自己。如今對香港「邊緣化」的擔憂以及對「大陸化」的憤慨大行其道，而顧汝德仍堅信香港有多項難以替代的優勢，他也不覺得香港會被大陸邊緣化，大陸對於香港是「客戶」，大陸的新發展給香港帶來的也不是威脅，而是更多的機遇。
顧汝德一九六二年來到香港，曾就職於大學與傳媒，還曾在港英政府的中央政策組擔任首席顧問，現作為香港大學的名譽院士，每年仍會在香港工作幾個月，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他用流利的廣東話稱自己是一個「打工仔」，他學到了香港人的語言和幽默感，但是卻沒有一些香港人的焦慮感。他不會簡單化看問題，很多看似很有說服力的觀念，在他的詮釋之下，立刻顯得站不住腳。
顧汝德也承認香港空間狹小和依賴外部資源的兩大軟肋，但他不認為港人應妄自菲薄，「瑞士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但是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體，新加坡甚至小過香港，但它仍然也是十分有實力的國家，所以香港面積小不一定註定它競爭力不夠」。而香港在資源與市場上都依賴大陸，這種「依賴」關係在顧看來也是一種常態，「我不否認香港對大陸有依賴，事實上，過去一百多年以來都是如此，但是看全世界任何一個大國對其他國家都是有依賴的。日本毫無資源，但靠著海外資源仍能發動戰爭，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也在依賴世界各國的資源與勞動力」。
不過適當的悲觀與焦慮也不一定是壞事，顧說，「香港人常會說自己未來沒有甚麼前途，其實這是一種保持憂患意識的方法，就像農民今年收成很好仍然會擔心明年可能不會下雨一樣」。他認為，在香港的文化裏，人們就是這樣說話的，「就算你問李嘉誠生意好不好，他也一定會說『麻麻地啦』（一般般）」。
大陸對香港不是施捨
這樣看香港，則港陸關係也可以有新的評估。顧認為大陸對香港的「幫助」是利益考量的經濟行為，並不是「施捨」。例如自由行，他認為大陸遊客在港消費對大陸來說是優於出國消費的，來香港消費遊客花的錢仍然留在中國境內，很多部分甚至會回流大陸，而出國消費，則會使得現金流向國外，開放自由行，對大陸是有益的。大陸是香港的顧客，而在服務這位顧客方面，香港擁有世界很多地方不具備的優勢。
顧汝德認為，香港的一大競爭力在於香港人對大陸的了解以及和大陸打交道的豐富經驗，從改革開放起，香港便開始在大陸投資建廠，至今已經四十餘年。而另一方面，內地政府和商人對香港的態度也比對外國來說更為友好，畢竟兩者仍在一國之內，能有更多的互信。這種熟悉以及天然友好關係非常難得，中國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都難以建立。
說到制度，顧問道﹕「（如果產生糾紛）你能在法院告狀告國企嗎？」而在香港只要簽好合同後，人們便按照合同辦事，如果有人違規的話，「不論是香港企業還是大陸企業，都可以將爭端訴諸法庭，而香港的高官不論官階多高，只要犯法都會被起訴被制裁」。這樣的制度公平，為香港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堅實基礎。
香港人還有自己獨特的商業文化和行為準則，香港人辦事專業、守信，就算不喜歡對方，他也會把份內的事情辦好，和香港人打交道，需要擔心的很少。這樣的「香港態度」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顧在香港經歷過限時供水的年代，那時的水珍貴無比，可他當時的鄰居仍然幫他接水，而即使在棚戶區，人們仍然排隊取水，毫無哄搶，他感歎道，「你難以想像人們會那麼有禮貌的排隊」。在擁擠、資源有限的香港，注重秩序、平等互助的行事準則就是這樣慢慢形成的。
中國崛起是香港機遇
但是香港優勢不論怎樣明顯，在內地經濟發展、一線城市金融發展的今天，香港優勢是否能夠保持？會不會被上海趕超？
對此論調，顧不以為然，認為這種擔憂有一種對經濟發展的簡單化思維，因為若是其他金融城市生意增長，那麼全世界的經濟總量、商業機會都可能增加，香港也會有更多的生意可做，畢竟生意總量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香港相對於內地很多城市，仍具備法治、國際化、專業性優勢，就算內地發達城市在各個方面趕超上來，對香港來說也不是一件壞事，「如果上海能發展得如香港一樣，那也很好，這樣我們可以到上海去做生意」，在顧看來，內地新興大城市對香港來說不是競爭對手，而是新的機遇。以下是顧汝德接受亞洲週刊專訪內容摘要：
對近期經常在香港出現的港英旗幟怎麼看？
這些年輕的示威者所舉的是港英殖民地的旗幟，並不是英國的旗幟，這不是懷念英國人，而是表達自己的香港身份。這個現象也是香港言論自由的特色的表現，在香港，梁國雄（長毛）這樣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能進入立法會，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並不多見，香港能出現托派立法會議員，也能出現舉港英旗的示威人群，他們只是覺得現在的社經狀況不如當年。
那麼英國政府、殖民政府對香港的發展有多大貢獻？
我已經寫了很多的論文和書去論證這個觀點，香港的歷史是一段香港人不斷克服殖民主義缺陷的歷史。
港英治理水平不高
英國人對香港的低水平治理責無旁貸，英國公司在香港也很容易被本土公司超過，造就香港的並不是英國殖民者，而是香港人自己。
多年以來，英國政府一直頻繁建議港英政府還有其他殖民地政府施行更多的經濟、社會政策，如英國另一大殖民地印度，便有和中國大陸相似的五年計劃政策。因此被人們誇讚有加的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並不是英國人創造的，這是香港商界自己的選擇，而且香港商界也不是英國人所主導的。
回到當下，您怎樣看梁振英的施政報告？
在香港，如果施政報告裏面有我們認同的內容，我們認為它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施政報告裏面我們不認同的部分。
這次的施政報告被批評得很厲害，但是批評的聲音卻進步不少，很多批評是基於事實的，人們比較梁振英的競選政綱和他的施政報告，實在的指出施政報告沒有兌現的承諾，人們不僅關注政府會做什麼，還關注政府的承諾是否能夠實現，這樣會使政府在執政初期就要更加的有信譽。
之前的施政報告多會用具體的短期手段應對現時的問題，而且之後也不會說出問題是否已經被解決，這次施政報告裏的很多內容是關於未來的計劃和承諾，這樣的內容也是一種進步。
如何評價施政報告中的經濟論述？
至於經濟方面，施政報告提高了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角色，這也是前所未見的。
以前香港企業在內地可以被內地政府任意關閉，但是並沒有人用一國兩制的道理說這樣做不對。但是這些公司是香港人的公司，用的是香港人的錢，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與大陸其實是兩個經濟體，香港政府應該在港企遇到權益侵害的時候積極應對，這方面前特首曾蔭權已經有了一些動作，梁振英看來要加強這方面的動作了。
您怎樣評價政府推出的購房買家印花稅？
對於這個印花稅，其實逃避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可以用香港人頭幫忙買，這樣也是合法的，而且我們並不能確定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是大陸買家哄抬高的，這樣針對性的措施並沒有數據支持。而且這樣做十分的危險，這其實是地域經濟歧視。任何人的錢，只要是合法獲得的，那麼便應該可以平等的使用，這種政策會讓人產生疑問與不信任。
您認為香港的房屋問題應如何解決？
我對房屋方面並沒有梁振英專業，他自己便是這個行業出來的，一定也有更深入觀點，問題是梁振英需要一個優秀的團隊，需要人才去解決。
我認為人們對房屋問題的態度需要改變，房屋不僅是一個容身之處，它還決定了人們的生活質量與發展空間，現在香港平均每戶的住房面積只有四百平方呎，這樣的空間根本不夠一家人生活與發展需要。 建房也是一項有益的投資，若人們的房屋面積擴大，工作效率也會更高，這也意味著人們會買更多的傢具、更多的電器，這也會帶來經濟的增長。所以人們要改變對房屋的態度，房屋不僅是生活必需品，同樣也和經濟運行息息相關，而人們觀念的轉變，才會帶來房屋施政方面的更多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