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4日星期一

陳家洛﹕說好了的「開誠布公」呢?




立法會一連3日辯論梁振英的首份施政報告,本應是去年10月出爐,但梁振英說要時間聽意見,還說要了解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後各黨派的提議,故此延遲發表他第一份報告。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還有一個不好意思說的原因,就是新班子根本未準備好,真相是:梁振英本人當了多年行政會議召集人,而且公職無數,加上選前發表過百的文章月旦前朝政策,到頭來,原來他也不過是一名「門外漢」,要同一眾問責局長跟各政府部門仍需努力磨合。

梁班子選舉時找來社區人士和各式各樣團體做的政綱諮詢,當選後一些前高官及現屆立法會議員已加入行政會議,結果也說服不了市民他的「期票」有兌現的一天。選舉時承諾太多(over commit),上場時落實很少(under deliver),是所有政府必然面對的噩夢。而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宣布成立十數個委員會或組織來「研究、探討、建議」,造成更大落差,也難怪關注各政策範疇的市民和團體憂慮這個自以為「有膽有識」的班子只是用時間換空間。同時,民意調查顯示巿民不滿意,反映這個政府的表現愈來愈不對勁!

選舉行政長官的制度缺陷,令梁振英贏得了唐英年和何俊仁,也不等於他便得到足夠認受性。對廣大巿民而言,他是個陌生人,而且其誠信還飽受質疑。即使他早已得到中央賞識,在多年栽培下,他和香港社會幾個主要的力量,譬如公務員隊伍、各界精英、政治力量乃至民間社會,關係不夠深厚,也是目前政府施政困難的死穴。

梁振英帶給香港人的困擾,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的管治危機。對於想博取中央賞識成為下一位行政長官的人,就成為不可掉以輕心的教訓,而中央考慮下任行政長官人選時,也可能要像鐘擺般傾向商人和公務員背景的人士。對於一直渴望實現港人民主治港卻被迫當旁觀者的香港人,都會知道權位政治正在侵蝕香港的管治,正當專權者和追求權力的人為自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時,劣質的權力政治令香港的核心價值加速衰竭。

例如筆者早前向屋宇署索取自去年6月就梁振英大宅僭建地下室一事的信函,結果是署方把重要部分完全刪除了,給了等於沒有給。署方回覆筆者的信中其中一句「解釋」可圈可點:「本署曾就披露有關資料去信徵詢業主和認可人士,但未能取得他們同意披露有關資料。」

在絕境中尋找希望

說好了的「開誠布公」呢?莫非跟梁振英的民望一起蒸發了!

沒有「資訊自由法」,公眾知情權毫無保障。沒有「檔案法」,政府已經可以肆無忌憚地眦滅資料文件,香港人「被瞞騙」、「被失憶」。

至於梁振英與民主派是否呈現「敵我」關係,是他的處事作風使然。更重要的是201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民間社會和民主派政團立場上乃至爭取手法上都有合作的契機。筆者認為中央最後能不能迴避普選的議題,還要看民主運動如何發展出重新整合團結的各種方式,並力求取得更多市民的信任。

在絕境中尋找希望,是古今中外推動改革的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是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