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靠左翼，左翼靠泛民。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香港的左翼聽命於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也依靠左翼給予道德價值及行動刺激。上星期《明報》星期日副刊，「激情回歸理性重整人心的社運」
，就上演一場匪夷所思的左右翼團結會談，法學家戴耀廷教授與社運界葉寶琳、王浩賢、周諾恆、陳倩瑩侃侃而談。戴教授勸誡社運人，要收斂激情，要用理性引導，周諾恆低頭不語，說戴的「口脗像老竇教仔」。
佔領光環，不是佔領中環
他們想佔領的是光環，不是佔領中環。香港無左翼，也無右翼，只有愚昧而想佔領道德光環的中產。佔領中環無什麼可以說的，就是美國人的motto﹕Just
do it，你唔do，就返屋企睡覺算啦。佔領光環令自己感覺良好，但面對中共，預計必會失敗，故此也毋須承擔成功之後的責任。佔領中環會成功，然後要普選、要執政，要承擔責任，要建設香港的主流社會，這是香港的中產unprepared的。他們一向是退出主流、空出主場，然後戴住邊緣的道德光環，吃一點有機蔬菜，喝一碗心靈雞湯，孤芳自賞。
香港的中產自我壓抑成這個模樣，要追溯香港的殖民歷史來解釋，就不得不看呂大樂教授去年出版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尤其是「殖民冷經驗」一章，充滿機智，發人深省。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建構了一個二元世界：統治階層的主流社會和被統治階層的民間社會。統治階層的「能見度」和「滲透性」極低，上流社會是英國人挑選和培育的，主流價值是曖昧而不言明的，香港的主場則是英國統治者捍衛而香港平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戰役或採用過什麼戰術的。直至如今英國殖民地的秘密檔案解封了，我們才知道一鱗半爪。香港的民間生活經驗，可以看出殖民政府統治的效果，卻不能推論出它的道德動機。只可以說，殖民統治者的道德動機來自冷戰與抗拒赤化的需要、來自維護英國王冠的榮譽，與來自海外殖民官的職業尊嚴。至於殖民政府捍衛香港主場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更是民間無法學到的。
中產階級空出主場，在邊緣玩樂
香港過去的主場，是英國殖民政府聯合本地的上流社會操盤的，本地中產只是負責執行，故此心思都用在技藝之上、用在工具之上，而不是用在道德思考、戰略盤算等高級智能範疇之上，也由於這些高級智能範疇被英國人代理了，華人的智力和道德障礙被英國人掃清了，香港的華人中產可以在職業範圍充分發揮技藝能力，可以拍心口將事情搞掂，做到又快又好，香港的專業中產對discipline、efficiency和streamlining有毒癮似的執迷，這種工匠尊榮（德文Handwerkerstolz），從中環的律師會計、尖沙嘴的洋服裁縫、飛機場的行李輸送到醫學院的外科手術，都是香港稱譽世界的絕學。這是工具理性的場域，can
do和do it well and fast。至於價值理性，why
shall I do it，what will happen if Idon't do it的問題，香港的中產是不夠膽問的。阿媽（英女王）沒給他們這個膽。
英國殖民統治，採取的是上層緊迫、下層鬆動的做法，嚴格規管上層人的道德與行為舉止，也要中層人有馴服和有歸屬感，對下層人放任，但整體不理會中下層華人的意識形態內容，可以親英、親中或做世界公民。至於華人不染指主流、不涉足主場，英國人給他們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和豐富的發展機會。華人有自己的親英圈子，華人也有更多的親中圈子，部分歸屬於中共或國民黨資助的社交和精神生活圈子。世界公民的圈子疏離於主流，有一點本土意識但道德承擔薄弱，不足以支配主場，時刻處於嘲笑主流道德的游離狀態，卻爆發出好強的創作活力——這就是香港的庶民流行文化。
香港左右翼合流的怪誕政治
然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呂教授的書沒講的，香港爆發中英談判，而香港華人被排斥出去。孤寂的心態，找到宣明會式的We Are the World（一九八五）的救助貧弱的國際關懷的道德寄託和周兆祥式的綠色環保的心靈救贖，八九天安門民運之後，本地中產也找到一點扶助中國民主以解救香港赤化的司徒華式的投機民族主義。然而，這些道德立場、民族主義和心靈價值是抽空地從外地入口香港的，沒有香港的根基。九七之後，面對中共帝國君臨、面對大陸雙非人、自由行這些貌似弱勢者的入侵，面對大陸毒食物的入侵，香港的中產只能呼籲包容，自己吃一點有機蔬菜。有餘暇的，就在自己後園或窗台，搞一點菜園村運動。
香港所謂右翼是高級中產，邊緣化的小資產階級。香港所謂左翼是低級中產，邊緣化的波希米亞人。他們都是左傾的，有一點浪漫和激情，在抗爭的時候，高級中產為低級中產做一點技術補課，低級中產為高級中產做一點行動先鋒。故此香港的政治運動，出現罕見的左右翼合流的怪現象。至於香港現在的主流——中共霸權+政府黨+地產霸權，也是失語的、不言明的，只是他們沒有英國人那種統管香港、安定中下層的能力，沒有給予中下層生存空間的慷慨，更沒有給予中下層個人發展空間的雅量。他們也不是右翼。英國人走了之後，香港的右翼是真空的。
不論是民主黨還是社運人，他們都是自居於邊緣而不夠膽進入主流，不夠膽建構主場。香港的民主黨是不捍衛本土的，香港的社運人是不反對中共帝國的。民主黨做可持續的議會反對黨，社運人搞可持續的街頭社運。他們忌憚現在的中共，就好似他們當年忌憚英國殖民政府。要理解香港舉世無匹的怪誕政治，必須回溯到殖民地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