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表面開放，但骨子裏的大男人、大美國和大好萊塢主義其實從來沒有改變過。
本來不想寫奧斯卡。寫評論應該緊扣社會脈搏，卻不必為了趁熱鬧而給題材牽著鼻子走。
更何況，說穿了，直播給全球觀眾看的奧斯卡頒獎禮，不過是好萊塢電影工業一招自吹自擂的市場推廣特技(marketing stunt)；對它認真看待，就是不自覺地幫好萊塢鞏固它的文化霸權。
奧斯卡金像獎的主辦單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所做的事情，其實是將優秀的標準一年復一年拉下去，即英文所說的define
excellence down。
以今年為例，如果它真的懂得分優辨劣，最佳影片就不會是《Argo救參任務》（台譯：《亞果出任務》；中國大陸譯：《逃離德黑蘭》）。影片緊湊、流暢，但亦僅此而已。片中流露的小聰明，較之同獲提名最佳影片的奧地利片《愛》(Amour)所提供的深刻的愛的教育，簡直是隔靴搔癢。
《愛》以不帶半點感傷的筆觸寫人的老朽、衰敗和身體敵不過時間，導演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借一個老夫老妻不離不棄的故事拍出生活的悲壯。對男主角尚—路易．杜迪昂（Jean-Louis
Trintignant）來說，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生命(His wife is his life)，而生命太艱難、太棘手，所以必須以堅強、堅韌不拔的方式回應。這套電影告訴我們，所有的愛都是艱難的(All love is
tough)；要愛，就要狠心，要吃得苦。
當然，《愛》拍得更好，也不會黃袍加身成為最佳電影，因為它是一套美國人要看字幕才能看得懂的「外語片」。去年的最佳影片《星光夢裏人》(The Artist)是法國電影，但它是一套向好萊塢默片致敬、沒有對白——即沒有語言隔閡——的「仿默片」。奧斯卡頒獎禮既是好萊塢一年一度沾沾自喜、自鳴得意的大型活動，自然對恭維好萊塢的電影特別青眼有加。《Argo》講善於弄虛作假的電影人怎樣介入政治和改變歷史，其實是轉彎抹角地大大恭維了好萊塢，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諸公又怎可能不看得心花怒放？
近年，好萊塢表面上趨開放，但它骨子裏的大男人、大美國和大好萊塢主義其實沒有變過。二零一零年，嘉芙蓮．碧格露(Kathryn Bigelow)憑《拆彈雄心》(The Hurt Locker)一片成為史上首個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女性。諷刺的是，碧格露電影的陽剛，以及對戰鬥和戰爭的狂熱——美國人稱之為gung-ho——較男導演的作品有過之而無不及。她今年獲提名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話題之作《追擊拉登行動》(Zero Dark Thirty)，講一個中央情報局女分析員鍥而不捨要置拉登於死地，她向負責暗殺行動的海豹突擊隊隊員說，「要殺死拉登，要為我殺死拉登」。跟這個身形嬌小、面色蒼白、但有鋼鐵意志的復仇女神比較起來，她的男上司和男同事都成了男子氣不足的男人(not
man enough)。試比較這個分析員與《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裏面的女特工角色，誰比男人更男人(more man than man)是顯而易見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諸公史無前例地把最佳導演獎頒給碧格露，大概是把她當成了「自己人」(one
of us)。
李安兩奪最佳導演獎，華人之光的帽子又往他頭上蓋，問題是他的得獎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究竟蘊含了什麼中國文化的內涵，又或有多少中國元素在內？這套電影的「靈魂」來自加拿大作家馬特爾（Yann
Martel）的同名小說，他的「肉身」是好萊塢先進科技與頂尖製作團隊的結晶。影片的外景拍攝場地包括台灣，但這完全無關宏旨，甚至可以說是「附帶發生的」(incidental)。
李安為何獲最佳導演
《少年Pi》是一套由印度演員主演、關於一個印度少年成長和冒險的故事。影片的奇幻，建基於一種對印度文化、印度哲學，以至印度風土人情的著迷。從此片受重視的程度可見，同屬文明古國，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印度「軟實力」的重視和嚮往遠超過中國。事實上，西方對印度的玄學和靈修入迷並非始自今天。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披頭四已經是瑜珈和冥想的信徒，英國導演大衛．連治（David
Lynch）自二零零一年完成《迷失荒蹤》(Mulholland Drive)一片後，更四出奔走，全力向世人推廣來自印度的「超凡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對不少西方人來說，印度是生活的智慧之泉（fountain of wisdom）。李安明乎此理，所以能夠再奏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