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訪激起千重浪！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陽光時務週刊》專訪，披露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處理僭建、傳媒和公職安排等問題，其中更提到梁振英如何看待泛民主派。
劉夢熊聲稱，去年5月21日到CY家中出席私人晚宴，席間還有五對夫婦，包括張德熙、李君豪、周伯展、吳歷山和他自己。劉夢熊指自己向CY進言，認為大和解不應只是梁營、唐營之間，還應包括泛民。但梁振英回應指唐梁之間是「人民內部矛盾」，但與泛民卻是「敵我矛盾」云云。
必 須指出，這些都是劉夢熊單方面的說法，未經證實。而有出席宴會的東泰集團主席李君豪，以及西醫吳歷山，昨天更分別發表聲明，異口同聲指劉夢熊的說法與事實
不符。聲明中，李君豪指自己是晚宴座上客之一，十分確定梁振英當晚無說過「敵我矛盾」論，只是指唐梁兩營應放下矛盾。吳歷山則指當晚談的是唐梁支持者的關 係，並引述當晚梁振英指大家都是自己人。
同樣必須指出，李君豪是知名「梁粉」，曾於去年9月參選立法會金融服務界，但大熱倒灶，不敵詹培忠接班人張華峰。不過，他失去議席後卻依然獲梁振英委任加入剛成立的金融發展局。吳歷山則是愛國刊物《鏡報》的策劃總監，同是和梁振英交往甚密。
這宗「敵我矛盾」羅生門，除非有人提出錄音或聲帶證明，否則真相難以大白。但誰是誰非，總應有個說法，始終這是特區最高領導對不同意見或聲音的政治取態問題，如他真的對擁有六成民意授權的泛民主派採取「敵我矛盾」態度，恐怕難逃與民為敵的批評。
「人 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源自毛澤東在1957年所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文章詳述「人民」和「敵人」兩大概念，「在現階段， 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
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相對「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建構「敵我矛盾」理論的時間更早。早在1926年，他在《中國社會 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已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指，中國過去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
團結真正的朋友，攻擊真正的敵人，故此提出要分辨「真正的敵友」。
經歷長征、抗日、國共第二次合作後，毛澤東的「敵我」思想更明確，例如 1948年，他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就強調，「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一年後的七大二中全會上，他作的報告指，「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
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由此可見，在革命時期，敵我鬥爭中，中共對敵人是絕不姑息，打擊到底的。
熟 悉內地政治的時事評論員程翔解釋，敵我矛盾中鬥爭，不一定是肉體上，亦可以是政治打壓。事實上在1950年，毛澤東已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在於「專政」，
而對「敵人」的專政，「就是在必要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程翔慨 嘆，他早預言CY上台後香港會出現意識形態大陸化情況，現時不幸言中。
這位「老愛國」又指，其實隨着改革開放，中共放棄階級鬥爭後，公開場合已很少用「敵我矛盾」說法，除非遇上有外國背景的衝突，否則對國家內部，鮮有使用這個詞。雖然公開場合鮮見，但程翔就指黨內或私下討論，依然會出現「敵我矛盾」說法，「始終這是中共思維基礎模式」。
和 梁振英一同參加特首選舉的何俊仁認為，共產黨作為奪權政黨，實行專政，對有組織的反對勢力必然採取敵視。他承認和特區政府存在矛盾，但認為不是中共的二元
對立，重申泛民角色是在野監察政府，爭取民主、改革。對於CY說法，他直言「這個人口不對心，心想一套說一套，早已無期望」。
金針集 : 梁振英忽發奇想 副司長忽然變樣
禍，果然不會單行。
在《施政報告》被批評為水分偏重、詐味偏濃的怨聲之中，前「頭號梁粉」兼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即引爆一個深水炸彈，令公眾的焦點瞬間轉移之餘，也令論者關注到，二者可能存在一個頗為有趣的內在關係，那就是梁振英百煉成精的語言偽術。
話說在《陽光時務週刊》的劉夢熊專訪出版前的不足24小時，梁振英出席由多個本港和在港外商商會合辦的Joint Business
Community Luncheon（商界聯合午餐會），席間有意無意談到上任前觸礁的五司十四局方案中備受爭議的部分──增設副司長。
他在答問環節時回答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香港分會主席關健（Kenneth Kwan）的提問時稱，以往已提出應有一名職級等同副司長的官員去統籌覓地、規劃、建築和基建相關的部門，且不是最近的事。
梁振英當時還稱，「……但我感到如果我們真的那樣做，我們在立法會將要再次面對……類似……拉布。」（英文原文：... but I have a sense that if we actually do that we would
have to, sort of, face filibustering
again in LegCo.）企圖要立法會拉布負上拖着政府建屋覓地後腿的罪名。
連日來聲言以房屋、土地 為主打，甚至是唯一主打（他在施政報告立法會答問會上回答何秀蘭提問時聲稱「真的是沒有足夠的精力、時間去深入研究〔反同性歧視立法問題〕」）的梁振英，
還再度藉關健的提問，試圖強化自己非常重視房屋問題的形象，指房屋問題「……重要的不只大家須肩並肩，而且比這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統一願景及有一致的優先 次序。」（...it is important not just
for us to work shoulder to shoulder, but
before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align our vision and to have a common set of priorities.）
他還在回答中提到，「在我的日程中，差不多每天都至少有一次會議，關於土地開發、 規劃或房屋建設……還有商業樓宇的建設。」（In my diary, nearly every
day there is at least a meeting about
land production, planning or housing production - production of commercial premises as well. ）
可是，翻查政府當局及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今年 5月至6月間先後就五司十四局提交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的文件，副政務司司長專責的，其實是協助政務司司長統籌人力資源政策
（包括教育、人力規劃及發展、福利規劃及退休保障）及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督導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和文化局；而副財政司司長則專責協助財政司司長落實 與內地當局簽訂的經濟合作協議，按照國家五年規劃綱要所載，統籌有關的政策制定和推行，支持工商及產業，包括航運、民航、物流及旅遊業進一步發展，以及科
技及通訊業發展，督導工商及產業局和科技及通訊局。
文件並提到，「財政司司長會按照候任行政長官的競選政綱，審視公共財政及財政儲備的管理，並監督長遠的房屋、規劃、土地及運輸政策的制定工作。他將直接督導三個政策局，即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房屋規劃及地政局與運輸及工務局。」
顯然，按照梁振英當時提交立法會的改組和撥款申請，並無包括由任何一名副司長統籌土地、房屋、規劃的政策範籌，更明文提到這些都是財政司司長的職責範圍。現在，卻反過來將五司十四局觸礁，與沒有副司長去統籌這些工作帶上必然關係，試問這樣公道嗎？
當然，梁振英大可再施展語言偽術稱，當日在午餐會上只是引述他人更早前的建議，與自己的五司十四局方案無關。之不過，若翻閱政府新聞處發布的致辭及答問環節
逐字記錄，相信任何有理智的常人（any
reasonable person）都會得出梁振英非常着緊土地、房屋和規劃，以至表現得贊同須由副司長職級的官員統籌上述工作的結論（尤其是「或者……或者有需要成立中央統
籌機構」［there may be, there may be the need to actually have a
centralised agency］這一句）。
梁劉鬩牆或者狼熊互噬，容或有人會視之為一場鬧劇，但梁振英如此歪曲當日設立副司長的原意，卻關乎施政的可信度（甚至是最基本的施政的可預測性），絕不能等閒視之，以至任其如世紀病毒般，以幾何級數極速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