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沈陵:中國模式的新聞自由




過去的兩三年,大陸的新聞人們見證了兩股截然相反的潮流﹕一方面言論管控日益收緊,新聞審查從事後到事前「嵌入」採編的各個環節,《南方周末》等體制內媒體的編輯記者每隔幾年就要大規模換血一次;另一方面,新創刊的新聞類雜誌層出不窮,不斷以更出位、更敢言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人們所看到的「真相」,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

熱賣刊物可見端倪

路過隨意一個大陸城市的報刊亭,問問老闆,賣得最好的是哪幾本雜誌?擺在你面前的,恐怕許多本的「來頭」都讓你摸不着頭腦﹕以獨家調查揭黑報道出名,在2011年一年便爆出「邵氏棄兒」、「達芬奇案中案」等重大公共利益調查報道的《新世紀周刊》,主辦單位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壹讀iread》,一本剛剛創辦5個月就已經擁有超過30萬讀者和11萬微博粉絲的新聞生活類雜誌,它的主辦單位是雲南省麗江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而幾本市面上賣得最好的雜誌《博客天下》、《財經天下》、《人物》,它們的主管、主辦單位都是黃河出版傳媒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有49%的股權屬於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

再仔細看一看,雜誌裏的主編、編輯、記者都十分熟悉﹕《新世紀周刊》的整體採編團隊直接脫胎於2009年出走《財經》雜誌的胡舒立團隊;而《壹讀iread》的主編、副主編,《博客天下》、《財經天下》、《人物》的總經理、出版人、主編、總主筆則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南方周末》。

新媒體搖籃

在中國,辦新聞雜誌可以說難也可以說不難,關鍵是找到「包養方」,「包養方」是誰?誠如《壹讀iread》的主編林楚方在為《南方傳媒研究》寫的一篇文章裏說的﹕「有任期的大款(具備資格的體制內官僚機構),在雜誌界,有錢不是大款,有『號』(能夠申請到出版署的刊號)才是金主,『二奶』政策一緊,『包養方』立馬就可以把『二奶』趕走,甚至把『二奶』送去失蹤。」

去年8月創刊的《壹讀iread》在網站打出定位「城市新知產階級的生活甜品」,主推「輕幽默,有情趣」,打開雜誌,從選題裏卻不難發現態度﹕〈2012年美國為平民降旗三次〉、〈科威特「富二代」遊行要自由〉、〈美國大法官為什麼拼命延續傳統〉。

配合民眾口味的良知傳播

主編林楚方這樣概括「壹讀」的態度﹕第一,不能做壞事;第二,要提供有效信息;第三,要讓讀者喜歡,降低閱讀門檻;第四,不能違背常識。

2013年,《壹讀iread》新年特刊的第一條新聞是〈政治局委員讀什麼書〉。起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一次會議上提起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引發全國購買熱潮。這篇報道自然是應對了市場的獵奇心理,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應該知道政治局委員讀什麼書」,並且「我們能感覺到這幾年領導人種種動作的一個意願﹕希望展示親民形象。」林楚方說。

這個感覺不是無端猜測,而是來自媒體人多年來和「政治」鬥智鬥勇的切身經驗。林楚方2006年起主持《南方周末》的時政報道,完成了南周採訪模式從政治外圍到政治核心層的轉變,其間代表作有對前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劉忠德的訪談〈中國最難當的官怎麼當〉、〈中組部前部長直陳高管管理〉,將中國黨國系統中最神秘的兩個領域﹕意識形態管理和省部級官員管理的邏輯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此後林楚方創辦中國第一份銷量過百萬的新聞類雜誌《看天下》,以及在《壹讀iread》的嘗試,都可看做是這一路線的延續。

闖出低風險高收益之路

這一突破自有策略﹕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降低政治風險,同時注重更準確的趨勢判斷,更核心敏感的信息源。因為「冒險做出來的東西,往往會導致生存環境惡化,而低政治風險、高市場收益的操作模式是存在的,要靠我們挖掘」(摘自南周內部刊物)。在形成獨特報格之外,這一階段亦培養了一批優秀時政新聞編輯、記者和評論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離開《南方周末》之後投入了「新雜誌」大軍。

在《南方周末》之外,中國新聞界還有另一所「黃埔軍校」,那就是胡舒立及其團隊所創立的《財經》雜誌和出走後的《新世紀周刊》。如果說在《財經》雜誌胡舒立團隊實現了媒體監督重大公共利益問題的許多突破;到了《新世紀周刊》,在這一使命之外,雜誌還希望踐行一個理想﹕打造在中國非常罕有的「新聞專業主義」平台。

《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令近十年來南周被宣傳部門多次強力撤換總編輯,進行人事調整的過程浮出水面。黨國擁有的人事權、審查權和報紙的新聞專業主義理想產生衝突在所難免,胡舒立卻希望通過組織的設計避免這一悲劇﹕在創建《新世紀周刊》的母公司財新傳媒之時,便成立了獨立於集團董事會和管理委員會的公信力委員會,由擁有崇高聲望的政商學界人士組成,對於總編輯任免及編輯方針的設定擁有決定權。

財新常常在同題競爭中拔得頭籌,或是發出獨家揭黑報道,引領其他媒體的監督報道。能夠發出獨家猛料,很大程度上在於胡舒立和她經驗豐富的編輯團隊對於「尺度」的精確把握﹕敏感報道話說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發,發多大版面;禁令何時會來,怎樣在禁令之前把報道發出來。能保持穩定的編輯團隊,正得益於雜誌對人事權和編輯方針在體制上的預先設計。

他們為信念堅持

相比其他新聞類媒體的記者,財新記者要受到的「約束」也要更多﹕不收紅包、車馬費;不能做暗訪;金融記者及直系親屬不可以炒股票。這些寫進採訪手冊並被嚴格遵守的行為在其它地區或許已是常識,在中國大陸,卻幾乎沒有一家其它的媒體可以全部做到。筆者曾聽不止一位其他媒體的記者感嘆,每遇突發事件,財新記者往往是唯一不住當地政府安排的酒店,不坐安排的採訪車,連幾塊錢一碗的麵也堅持要付錢。

在保護信源的標準上,財新也以「國際標準」進行自律。《新世紀周刊》記者曾經報道一起海外投資項目中的醜聞,刊出後遭遇對方名譽權訴訟。公司僅僅要求記者將採訪錄音交給公司法律部,核實不存在事實錯誤後,就由公司出面應訴,即使敗訴,也不能公開錄音,更不會處理記者。

在這樣的自律之下,財新依然做出了好新聞,並贏得了傳媒圈內外的尊重。20129月胡舒立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多次說到一句話﹕在中國做真的新聞,做新聞專業主義,並非不可能。而她從15年前離開體制內、創辦《財經》雜誌開始,就一直在做。

練就狡兔三窟銅皮鐵骨

對於所有出走「體制內」,以「打游擊」為業的新聞人來說,這個理想或許卑微,卻並不平凡。「流水的營盤」兩三年一換,大陸的新聞人早已練就狡兔三窟的本領。體制上的尊嚴雖不存在,實際上的自由卻可以靠自己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