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兩三年，大陸的新聞人們見證了兩股截然相反的潮流﹕一方面言論管控日益收緊，新聞審查從事後到事前「嵌入」採編的各個環節，《南方周末》等體制內媒體的編輯記者每隔幾年就要大規模換血一次；另一方面，新創刊的新聞類雜誌層出不窮，不斷以更出位、更敢言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人們所看到的「真相」，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
熱賣刊物可見端倪
路過隨意一個大陸城市的報刊亭，問問老闆，賣得最好的是哪幾本雜誌？擺在你面前的，恐怕許多本的「來頭」都讓你摸不着頭腦﹕以獨家調查揭黑報道出名，在2011年一年便爆出「邵氏棄兒」、「達芬奇案中案」等重大公共利益調查報道的《新世紀周刊》，主辦單位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壹讀iread》，一本剛剛創辦5個月就已經擁有超過30萬讀者和11萬微博粉絲的新聞生活類雜誌，它的主辦單位是雲南省麗江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而幾本市面上賣得最好的雜誌《博客天下》、《財經天下》、《人物》，它們的主管、主辦單位都是黃河出版傳媒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有49%的股權屬於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
再仔細看一看，雜誌裏的主編、編輯、記者都十分熟悉﹕《新世紀周刊》的整體採編團隊直接脫胎於2009年出走《財經》雜誌的胡舒立團隊；而《壹讀iread》的主編、副主編，《博客天下》、《財經天下》、《人物》的總經理、出版人、主編、總主筆則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南方周末》。
新媒體搖籃
在中國，辦新聞雜誌可以說難也可以說不難，關鍵是找到「包養方」，「包養方」是誰？誠如《壹讀iread》的主編林楚方在為《南方傳媒研究》寫的一篇文章裏說的﹕「有任期的大款（具備資格的體制內官僚機構），在雜誌界，有錢不是大款，有『號』（能夠申請到出版署的刊號）才是金主，『二奶』政策一緊，『包養方』立馬就可以把『二奶』趕走，甚至把『二奶』送去失蹤。」
去年8月創刊的《壹讀iread》在網站打出定位「城市新知產階級的生活甜品」，主推「輕幽默，有情趣」，打開雜誌，從選題裏卻不難發現態度﹕〈2012年美國為平民降旗三次〉、〈科威特「富二代」遊行要自由〉、〈美國大法官為什麼拼命延續傳統〉。
配合民眾口味的良知傳播
主編林楚方這樣概括「壹讀」的態度﹕第一，不能做壞事；第二，要提供有效信息；第三，要讓讀者喜歡，降低閱讀門檻；第四，不能違背常識。
2013年，《壹讀iread》新年特刊的第一條新聞是〈政治局委員讀什麼書〉。起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一次會議上提起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引發全國購買熱潮。這篇報道自然是應對了市場的獵奇心理，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應該知道政治局委員讀什麼書」，並且「我們能感覺到這幾年領導人種種動作的一個意願﹕希望展示親民形象。」林楚方說。
這個感覺不是無端猜測，而是來自媒體人多年來和「政治」鬥智鬥勇的切身經驗。林楚方2006年起主持《南方周末》的時政報道，完成了南周採訪模式從政治外圍到政治核心層的轉變，其間代表作有對前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劉忠德的訪談〈中國最難當的官怎麼當〉、〈中組部前部長直陳高管管理〉，將中國黨國系統中最神秘的兩個領域﹕意識形態管理和省部級官員管理的邏輯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此後林楚方創辦中國第一份銷量過百萬的新聞類雜誌《看天下》，以及在《壹讀iread》的嘗試，都可看做是這一路線的延續。
闖出低風險高收益之路
這一突破自有策略﹕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降低政治風險，同時注重更準確的趨勢判斷，更核心敏感的信息源。因為「冒險做出來的東西，往往會導致生存環境惡化，而低政治風險、高市場收益的操作模式是存在的，要靠我們挖掘」（摘自南周內部刊物）。在形成獨特報格之外，這一階段亦培養了一批優秀時政新聞編輯、記者和評論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離開《南方周末》之後投入了「新雜誌」大軍。
在《南方周末》之外，中國新聞界還有另一所「黃埔軍校」，那就是胡舒立及其團隊所創立的《財經》雜誌和出走後的《新世紀周刊》。如果說在《財經》雜誌胡舒立團隊實現了媒體監督重大公共利益問題的許多突破；到了《新世紀周刊》，在這一使命之外，雜誌還希望踐行一個理想﹕打造在中國非常罕有的「新聞專業主義」平台。
《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令近十年來南周被宣傳部門多次強力撤換總編輯，進行人事調整的過程浮出水面。黨國擁有的人事權、審查權和報紙的新聞專業主義理想產生衝突在所難免，胡舒立卻希望通過組織的設計避免這一悲劇﹕在創建《新世紀周刊》的母公司財新傳媒之時，便成立了獨立於集團董事會和管理委員會的公信力委員會，由擁有崇高聲望的政商學界人士組成，對於總編輯任免及編輯方針的設定擁有決定權。
財新常常在同題競爭中拔得頭籌，或是發出獨家揭黑報道，引領其他媒體的監督報道。能夠發出獨家猛料，很大程度上在於胡舒立和她經驗豐富的編輯團隊對於「尺度」的精確把握﹕敏感報道話說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發，發多大版面；禁令何時會來，怎樣在禁令之前把報道發出來。能保持穩定的編輯團隊，正得益於雜誌對人事權和編輯方針在體制上的預先設計。
他們為信念堅持
相比其他新聞類媒體的記者，財新記者要受到的「約束」也要更多﹕不收紅包、車馬費；不能做暗訪；金融記者及直系親屬不可以炒股票。這些寫進採訪手冊並被嚴格遵守的行為在其它地區或許已是常識，在中國大陸，卻幾乎沒有一家其它的媒體可以全部做到。筆者曾聽不止一位其他媒體的記者感嘆，每遇突發事件，財新記者往往是唯一不住當地政府安排的酒店，不坐安排的採訪車，連幾塊錢一碗的麵也堅持要付錢。
在保護信源的標準上，財新也以「國際標準」進行自律。《新世紀周刊》記者曾經報道一起海外投資項目中的醜聞，刊出後遭遇對方名譽權訴訟。公司僅僅要求記者將採訪錄音交給公司法律部，核實不存在事實錯誤後，就由公司出面應訴，即使敗訴，也不能公開錄音，更不會處理記者。
在這樣的自律之下，財新依然做出了好新聞，並贏得了傳媒圈內外的尊重。2012年9月胡舒立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多次說到一句話﹕在中國做真的新聞，做新聞專業主義，並非不可能。而她從15年前離開體制內、創辦《財經》雜誌開始，就一直在做。
練就狡兔三窟銅皮鐵骨
對於所有出走「體制內」，以「打游擊」為業的新聞人來說，這個理想或許卑微，卻並不平凡。「流水的營盤」兩三年一換，大陸的新聞人早已練就狡兔三窟的本領。體制上的尊嚴雖不存在，實際上的自由卻可以靠自己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