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1日星期五

陶傑: 兩雄相遇




今年奧斯卡將會是李安獨鬥史匹堡──一個的戲得到十一項提名,另一個,以「林肯」出陣,提名十二項。身為亞洲人,感性一點,當然希望李先生會連奪「最佳導演」,再得「最佳影片」。

但是印度出了西方憤怒的輪姦殺案,國家形象受損,可能影響評判的情緒觀感,加上史匹堡自從「雷霆救兵」之後,沒有再贏過。

奧斯卡這個場,是美國人的,李安一再進入決賽,已經非常的出色。但當前美國要重振聲威:茉莉花革命,推翻暴政,全世界都爭民主,如此政治氣氛之下,「林肯」比較強勢。

但是林肯這個人物很難寫,從歷史教科書的印象,這個人像文天祥和岳飛,「浩氣長存」得有點硬繃繃的平面,缺乏陰暗襯托。人物不論多英雄,一旦太過平面,就會僵化,在這方面,香港鄰近地區的「革命樣板戲」,是很珍貴的反面教材。

美國人沒有這樣基因,但感情時時流於外露。「少年Pi」對於美國觀眾,已經有點深奧,美國沒「國民教育」課題,但「舒特拉的名單」、「雷霆救兵」,加上這齣「林肯」,史匹堡就是美國國民教育的宗師。有了這位藝術家,美國不再需要像「美國發展模式」這種九流課本,自吹自擂,說議會民主是如何團結,無私進步。

相反,荷李活電影裏的議會民主,時時有黑金陰謀,政客加流氓,壞事做盡。但是美國在歷史上有林肯這樣拿得出手的人物,而不是秦始皇、漢武大帝、康熙和雍正。因此美國的「軟實力」大片,別管他有沒有美化和誇張,是吸引人的,因為其主題,是符合人性的。

林肯不用權術謀奪「帝位」,林肯沒有一批妻妾妃嬪勾心鬥角爭家產,林肯的子女不必陰謀奪嫡,因此,史匹堡和李安,不論哪個贏,都是美好而優越的事物得勝,真好。



陶傑: 雨果和我

電影《孤星淚》上映,改編自音樂劇,音樂劇又改自雨果的名著。

據說美國有一對夫婦,看完電影後大哭不止,感觸良深,覺得戲中的情節太慘。
天真的美國人,會投胎,自從南北戰爭之後,生活富裕,又有信用咭無窮無盡的碌消費,那裡知道一個「窮」字怎寫?少見多怪,看到十九世紀法國的現實小說作品,也哭得死去活來,卻逗得他兒子大笑不止,把短片上了網,也算是一道甜品。
雨果是十九世紀歐洲的良心文豪,不但小說和詩並長,而且決定用一支筆改革社會,是一位文學的革命家。雨果天生是人道主義者,同情弱小,喜歡鋤強扶弱。《巴黎聖母院》就是寫中世紀神權對人性的壓迫。

雨果的小說以情節曲折見長,甚適合中國讀者口味,加上作品的反抗意識,清末民初,最早受到中國知識分子愛戴,因為雨果筆下的悲慘社會,與中國太相似了,特別是《孤星淚》:官府無道,酷吏橫行。

但是《孤星淚》裡的法國再慘,也慘不過暗無天日的王朝中國。當年情僧蘇曼殊看了大受感動,用文言把小說譯出,並成詩一首。詩本身我記不得了,只記得頭一句:「師梨囂俄是我師」。師梨者,詩人雪萊,囂俄者, Hugo也。雪萊也是一位革命詩人,信奉無神論,性好顛覆神權建制。蘇曼殊視這位革命詩人為恩師,中國那時多風流人物,惺惺相惜,下啟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也不無道理。

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以小說見長,而小說也是寫實主義的大豐收期。法國有雨果,海峽對岸的英國狄更斯,也用冗長的篇幅,寫盡社會不平的現實。十九世紀長篇小說是時興,一來報紙發達,要刊登連載小說,二來那時有一股風氣,小說家寫作,都以「鬥長」為競賽。也許是受了俄國的影響,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人物繁多,故事由盤古開天闢地講到太空人上月球,若講故事的技巧差一點,也會令人掩卷。

其次是當時寫作的題材豐富。十九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動人的世紀:工業革命初見成果,工廠處處興建,沒有技術的工人大量被淘汰,現代資本家形成,貧富懸殊對立,福利主義一時未建立起來,但十八世紀盧梭的人權思想卻百年發芽,自由知識分子抬頭,鼓吹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精神延續。

十九世紀是一個激情的世紀,也就是今天許多平庸渺小的人恐懼萬分的「激進」時代。《孤星淚》裡的法國七月革命,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續篇:本來推翻了王朝,建立共和,沒想到拿破崙出來標尾會,做了歐洲的大皇帝,拿破崙被英軍擊敗,法國出現政治真空,早被處死的法王路易十六,其波邦王朝的後裔、他的弟弟路易十八從國外流亡歸國,復辟王位。路易十八死後,又輪到小弟查理當政。查理玩了十年又死了,國會竟然選出路易菲力,不是做總統,而是當國王。如此狎玩,當然不會「政治改革」。

《孤星淚》在如此背景下產生。十九世紀的法國政治沒有什麼人才,在大革命和拿破崙之後,進入「反高潮」。所以英國的歷史學家對十九世紀的法國興趣不大,但對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研究功力用得極深。

確實,這樣的背景孕育小說家,是最好的土壤。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人間喜劇》,我在英國都讀過,先看英文,再用英法對照看原文,確實是小說中的珍珠和寶石。雨果的筆觸像梵高的畫筆,情感充沛,而巴爾扎克寫巴黎各階層百態,風格帶點陰冷,又像塞尚的蘋果了。看這兩家小說,而與幾乎同期的法國印象主義繪畫並賞,自然有許多心得。

俄國小說到杜斯妥耶夫斯基,更將小說的人道和宗教推到頂峰。十九世紀百年,歐洲的文學把人性看透,令人看得蕩氣回腸。許多年前,在窩域大學的宿舍,從巴爾扎克到杜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了一本又一本,不只當初是為了考試,最後為小說的情節精神所吸引,《惡與罰》令人掩卷痛哭。此時曙色透過玻璃窗,看見大學校園綠草如茵,清晨的鳥鳴盈耳,那樣的情景多愁善感得那麼美好,事過境遷,是一去不復返了。

香港的教育輕視文學,中國人傳統讀小說更遭家長稱為「勤有功、嬉無益」的頹廢行為,而不知道小說可以是文學中的極品。十九世紀歐洲長篇的風氣,一路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學者托金的《魔戒三部曲》也是厚如磚頭,在神魔奇幻中體現哲學和神學。自此,西洋的長篇小說已經寫到頂峰,最後沒有什麼人才了。正如唐詩之後,宋詩就不行了,明詩更加不堪。也就像倪匡說的,人在這方面的創作,配額用完了。

十九世紀中國的小說,在《紅樓夢》之後,清代雖皆是俗品,但今日看來,其文字的清麗也比今日滿紙的官腔濫調好得多。香港的教育漠視文學,尤其不看小說,是兩三代人的損失,一切只讀金融商管和 MBA,對人性的醜惡和陰冷缺乏了解。
所以大陸人跟香港打交道十幾年,都把香港人的天真愚昧摸了個底透,覺得香港人笨。今天香港與大陸玩政治,一個是三歲小孩,一個是老人魔精,哪玩得來?看一齣《孤星淚》就感動得痛哭流涕的美國人,固然是缺乏文化根基的表現。

文學修養是必要的,不是要培養蒼白的文藝青年,而是文字與歷史,能訓練品味、教化人性、從中學做人。雨果的小說,是虛擬的歷史,精煉的哲學,更是各樣營養兼而有之。書到用時方恨少,香港幾十年來所缺少、排斥、輕視的文史哲各科,包括小說,就像小孩成長之後,缺少了許多抗體,今日面對各種病菌,必付出慘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