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郭梓祺:荒謬與正常──讀《尋找家園》




兩個月前,讀到周保松傳來高爾泰寫的〈文盲的悲哀——《尋找家園》譯事瑣記〉,文章執著於求真,態度很可敬,於是便想讀《尋找家園》。事關當代中國史,大陸版自多刪節,所以買來的,是台灣印刻的版本。封面黑白灰,近500頁,感覺厚實沉重。

高爾泰今年78歲,專攻美學,《尋找家園》是他對幾十年苦難的憶述,反右後有文革,八九民運後第三度入獄,最後經香港流亡美國。歸納起來都是寥寥幾句,惟幾句能歸納的,想必比失去的多,所以就有了書。在書中,高爾泰沒困在自己的悲情之中,文字和感情都克制,對經歷以及書的寫法,一直清醒。知道了全書結構,就更明白他在〈文盲的悲哀〉的感慨,以下以其文其書,兩相發明。

刪節閹割原文

《尋找家園》幾年前在內地出版後,頗受注目,有出版社希望將之譯為外文。高爾泰不諳外文,自稱文盲;悲哀,則是譯書過程中之感受,既因中間人不老實待人,也因翻譯者不尊重作品。高爾泰說,幾經周折,書終交給一個地位顯赫的譯者「G先生」手中。書很快譯好,高爾泰卻發現大有問題,於是不得不拒絕出版,再另找譯者。不難查出,此「G先生」就是美國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文盲的悲哀〉寫的,固然是高爾泰的一面之辭,但就算一個人落口供,也有疑點重重和合理統一的分別,所以可先看看他的話﹕「G譯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編年:195619571958……並根據這個先後順序,調整和刪節了原文的內容。由此而出現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在直譯和意譯之間進行再創造,也不在於是否可以按照歷史的原則而不是文學的原則來處理文本。問題在於,所謂調整,實際上改變了書的性質。所謂刪節,實際上等於閹割。」

讀過《尋找家園》,自然明白這改動對原作的破壞。書按時序分為3卷,卷中散文,獨立成篇,重在寫人,對事件的交代相對放輕。於是,同一件事,就會前後散落在幾篇文章裏頭,有時過了一會,又會回到作者先前的經歷,有點像劉知幾批評《史記》的幾句話﹕「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

個人憶述不同於歷史

但這顯然是高爾泰的取捨。他着眼的,總是人在各處境下的反應和精神面貌,而不是記錄歷史事件。不過,雖然書中如〈常書鴻先生〉及〈王元化先生〉等篇很像列傳,〈鐵窗百日〉的末處尤似為那些「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盡量減少無辜者的痛苦」的獄警立傳,但拿《史記》來比附,未免擬於不倫。這是因為,高爾泰清楚知道,他的自傳散文,不是歷史撰述。

〈文盲的悲哀〉寫得精準﹕「有關憶述,獨立成篇,一個人一個故事。故事的分量和長短,不取決於見面時間的久暫,全是自然而然。無數小正常,集合成一個大荒謬,也是自然而然。所謂自然而然,這裏面有個非虛構文學和歷史的區別。前者是個體經驗,帶着情感的邏輯,記憶有篩選機制,有待於考證核實。在考證核實之前,不可以稱為歷史。怎麼能將不同時期的細節調換編年,賦予一個統一的歷史順序,納入一個公共的大事框架?」主觀是事實,雖然這詞語像變了魔咒令人不安;結構看來零散,也與記憶的性質有內在關連,何在那資訊封閉的年代,見聞與認知,必然都充滿暗角。《尋找家園》的寫法,最少是作者的取態。強以編年的體制令記憶看來齊整,實在於理不通。除了編年的改動,〈文盲的悲哀〉也逐一列出譯本對篇題和內容的改動,在在改變了作品的精神面貌。這對一個以美學著稱的作者來說,肯定是更大的傷害。

小正常和大荒謬

引文提及的小正常集合成大荒謬,足可細味。正常和荒謬的界線,在亂世當中,尤其左搖右擺。譬如說,高爾泰從勞教農場出來後,到了敦煌莫高窟做研究。1966年,為紀念莫高窟建成1600周年,研究所收到毛澤東傳下批示,紀念活動要突出政治,增加項目。那可以是什麼?答案竟然是﹕「開創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新洞窟」!正如卡夫卡的《蛻變》,開頭是荒謬的,各人接下來的反應,卻很正常。所以,研究所各人的反應,就是立刻討論應在空窟畫些什麼壁畫。

對這種正常與荒謬的交纏,書中〈幸福的符號〉其中幾句,可謂刻劃入微。其時高爾泰被送往甘肅夾邊溝勞教,一天,在牆上看到多篇工人為參觀團而寫的大字文章,包括一首叫《啊!夾邊溝!我新生命的搖籃!》的詩,內容一篇比一篇駭人。高爾泰如是寫道﹕「沒有人能分得清這是嚴肅還是幽默,真誠還是撒謊。我相信,連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不,根本就沒人想到要作這種區分。」身在鮑魚之肆的主角,畢竟是異於鮑魚的人。但在昔日那艱難時勢,人都只是一團團魚肉,共同在刀俎之間擔驚受怕。那日常的荒謬,可算是另一種「當時只道是尋常」吧。但反過來想,今日中國,就正常很多了嗎?抑或,比卡夫卡寫的更荒謬?

不像是我的書

高爾泰在〈文盲的悲哀〉末段說,可幸,書最後找到了多賽特(Robert Dorsett)和卜立德(David Pollard)合譯,翔實盡責。可惜,書出來後,還是叫人失望。文學理論裏有「副文本」(paratext)一概念,以書為例,諸如書題、封面、排版、字體等都包括其中,因為他們都為書訂下不同的框架,或圓或方,影響讀者的期望,以及他們對內容的把握。《尋找家園》譯本的遭遇,便能說明這個概念。高爾泰說﹕「書雖出版,仍有遺憾,加了個政治性的副書名﹕『勞改營回憶錄』,不是我和譯者的本意。以一幅我的山水畫做封面,更加彆扭。如果說美國沒有近似的歷史,因此造成隔膜,那麼有過近似歷史的波蘭出版的、波蘭文譯本《尋找家園》的封面,卻是一群現代中國女民工的照片。我書中沒寫一個女犯(因為沒有見過)。照片上的人物,身體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迥異於夾邊溝人,也迥異於當年的農民。不識波蘭文,不知道譯文如何,譯者是誰,是誰同誰聯繫的,作者有無版稅。光看封面,不像是我的書。」

高爾泰的心血,結果就在無知、誤解或市場考慮之間,變成了一本他完全陌生的書。最後一句「不像是我的書」,簡短而悲涼。但他這譯書與出版的經歷,似與書中一撮人的遭遇相近。任他們再努力,可以把握的還是如此有限。但願明日中國,人可以活得更有保障,更加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