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日星期四

陶傑: 建設性意見




梁營派錢聘用遊行專才,以商業社會的角度,完全沒有問題。

請反梁的人士不要太偏激。

聘僱遊行隊伍,想法有創意,但在市場學上,梁營到底缺乏工商界精英支持,不太會做生意,在這方面吃虧了一點。

問題是每位二百五十元,出手太寒酸。首先是「二百五」,在北京的土話裏,是罵人話,「他這人二百五」,就是說「這人是儍仔」,梁營多廣東人,不明白,聽在中國的耳裏,就皺眉頭。

為什麼不每位至少三千?重賞之下,報名就踴躍了,隨時召集十萬人,僅費三億。這筆小錢,不必班子用公帑付,只要行會的嘴巴歪歪,眼皮眨一眨,就有許多富豪爭着掏腰包,一兩年後,留一塊地,或者什麼工程招標,就可以了。這才叫做政府。

一次付二百五十元,吸引一幫MK金毛來搶食,在公廁排隊,賣相太不堪。在市場學上,有所謂「消費者長期忠誠行為效應理論」(Long-term Impact of Loyalty on Consumer Purchase Behaviour Theory):譬如西方的迪士尼、盛智文的海洋公園,都推出「全年家庭套票」,吸引「忠誠消費者」。

除非不出手,一派就是一萬,領錢人須全出席以下活動:一、元旦挺梁遊行;二、「六四」支持平暴示威;三、「七一」挺梁愛港大遊行,包足一年,委託中國銀行轉帳,訂金先付兩成,餘款在二○一三年「七一」之後付足。

尚參考美國人兜售保險:每介紹一個親友入會,介紹人還可另得介紹費二百元,這額外二百元,不必富豪金主負擔,國家出一點,譬如由五豐行等贊助牛肉券,國家有外滙儲備兩萬億美金,這點成本,像打個噴嚏一樣渺小。

領二百五元遊行完一次,心理上,像深水埗的性工作者一樣,只當向阿伯交行貨,一萬元一年,長期包僱,即有忠誠之培養,猶太人研究出來的理論,美國企業稱霸世界,就靠這一套,一定work

「對家」放蛇也不怕。領錢的人,簽一紙誓章:「本人受僱遊行,出於真心,並無其他組織委派之政治或新聞偵查任務,如有任何卑劣之異心,包括俗稱之放蛇行為,全家甘受三刀六洞天打雷劈之天譴制裁。」聽來像洪門入會的誓詞?有用的,像最新的占士邦名句:「有時,老方法最好。」(Sometimes, the old ways are the best)。


陶傑: Hong Kong小處着眼

《天與地》得全民票選的電視劇冠軍,因為戲中一句著名的對白:「這個城市正在死亡。」

This city is dying——英文的文法很有趣,有現在進行式,可以為時甚久。香港之死,不完全是「港人治港」之敗朽式中國的干預——所謂「香港問題」,一九八二年開始,就時時掛在鄧小平、姬鵬飛等老人的嘴邊。在這些人眼中,香港是一個「問題」,台灣也是一個「問題」,獨是中國自己沒有問題。這是何其低下的詭辯術?我佩服蔣經國總統,晚年一聲駁斥:台灣不是問題,大陸才是問題。

所以,一九九七年之前,英治的香港,法治、理性、市場經濟,運作也不成為問題。英國人撤出之後,特區的香港,方正式成為「香港問題」,此一大是大非,要時時講清楚。

香港問題大處許多人講過了,小的地方,多不勝數,主要歸納為一樣: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逐漸沒有了常理。

常理,英文叫 common sense,不是常識。因為 sense不是知識,而是人從小成長累積的教育、修養浸潤而成,合乎人性常理的判斷力、感應力、思考力,合之稱為 common sense

香港在哪些地方喪失了常理呢?聖誕前,我與朋友共四人,光顧某大商場一家中菜館,侍應把我們安頓到一張四方桌。

四人坐下,我已經知道不對勁,但由於不是我請客,我沒作聲。主人家叫了一個四人的普通套餐,不久之後,湯飯菜都端上來,問題出現了:四方桌子的桌面太小,放不下同時四五樣中菜。

我瞟瞟四周,見不遠處有一張大圓桌,可坐六人。朋友問女侍應,可否搬到那張大一點的桌子?該女侍應答:對不起,那張桌子有人留了座,是給六個人的。

朋友不悅,但聖誕臨近,理應歡樂,沒有發作。桌子太小的問題,人人都看到了,但其後的香港「後九七思維方式」問題,更為深層次,不是人人都能說出來。
這是一張四人桌,那個女侍應沒有錯,但她和她的經理沒有想到的是,這張麻將桌大小的四人桌子,是為進食西餐而設計的。西餐的菜,人人都先分好,才從廚房捧出,所以如果這是西餐廳,這張正方桌子坐四個人,羅宋湯、吉列豬扒、咖啡或茶,一道道上,就沒有放不下碟子的問題。這就是這家菜館的服務人員缺乏 common sense

因為菜館的經理和侍應,想到的是「四人座」,其依據是四張椅子的數目,而不是中間這座正方桌面面積之大小。既然四張椅子東南西北剛好放齊,用作四人座就沒問題,但忘記了,這是中菜館。

缺乏 common sense,在服務行業最多案例。譬如當全香港都有照顧老人「長者」的特別設施、像各區天橋的「長者扶手電梯」、停車場的殘障人士車位,乍看好像老弱傷殘人士,都受到照顧,香港與「西方先進國家」早已看齊。

但是,香港大多數商場的咖啡座、食館,沒有自己的洗手間。去廁所,要向櫃面取鑰匙。鑰匙繫着一塊大板,走出門,上自動扶手梯,兩層,轉左——請問如此天遙地遠的路途,對於一個八十歲的長者,或行動不健全的人,又是何等不便和殘忍?
「西方先進國家」如英美加澳,有嚴格的 衞生條例,酒吧、咖啡館、餐廳,沒有 衞生間之設,政府不會發牌,只有香港例外。沒有辦法,「地產霸權」嘛,何來這許多地方?於是一個商場,十幾座飲食企業店,只能「共享」一兩層樓一個男女廁所。

這種小地方,都顯出香港之「國際化」,其實是一種偽裝。加上英文書店,書籍雜誌,必每冊都以一層透明膠紙密封,不准顧客翻閱——因為英文書來價貴,弄污了,他血本無歸。但為什麼中文書店可以隨便翻看,英文書店卻不可?正如為何粵語片不可以有粗口,否則列為三級,英語片則 F字連句,老少咸宜,這又是這個城市缺乏常理之處。

人到了成年,不必都有大學履歷,但不可以沒有常理。從前的苦力、媽姐、戲伶,教育程度不高,人都眉精眼企。到街市買一包濕水豆腐,一條稻草、一張舊報紙,簡單的力學,就可以包紮起來,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常理。

在缺乏常理的世代,豈能不大亂?高深的理論更不消研究。香港公務員隊伍,本來據說「世界第一流」,十五年來,淪為一支愚庸官僚的三等梯隊,連梁特首的愛國智囊,也找上美國領事告狀,數落他們是如何沒有用。香港昔日的魔法消失,詛咒抬頭,一切是千年沉渣泛起的共業。所以再無「東方之珠」。《天與地》的結論,豈止是一句引起共鳴的對白,完全是歷史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