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葉建源:別讓學術研究變政治工具




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下周三(16日)宣讀首份《施政報告》,筆者認為他必須藉此機會清楚交代,2005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每年撥款2000萬元,由研究資助局負責執行「公共政策研究計劃」,以推動高等院校進行公共政策研究—─是否已經推翻!

這項計劃本來由政治中立的研究資助局(下稱「研資局」)基於嚴謹的學術研究水平進行審批。中央政策組(下稱「中策組」)可根據政府的需要提出主題,例如「促 進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等,學者可自行訂出與該主題相關的研究項目,向研資局申請資助;研資局則作為獨立於政府以外的學術機構,採用國際通行的 「匿名同儕評鑑」方法,由本地和海外學者擔任評選工作,以保證獲資助項目的研究水平。

研究經費變顧問費

這樣, 「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得以建立公信力,吸引到高質素的研究項目申請資助。過去獲資助的項目之中,不少項目都切合香港社會實況,例如研究移民家庭中的貧困兒 童、跨境小學生的教育經歷和家庭關係等。計劃的期望是,在發展高教界研究本地公共政策的力量的同時,為政府處理現實的政策問題時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可惜,中策組企圖從研資局手中奪去審批權,學者研究經費實際上已變質為政府部門的顧問費,要求的是快捷、便利、即食的報告,不再是獨立的學術研究。

誰 出錢,誰控制審批權,誰就有影響力。其實,隨着大專院校商品化、員工合約化,商業機構或當權者透過研究贊助影響研究題目、研究報告的撰寫和公布,早以成為 當代學術自由面對的巨大威脅。美國關於高等教育商業化的研究發現,近兩成受訪的生命科學教授承認,曾因商業理由拖延發表研究結果超過半年。收受資助亦造成 利益衝突,影響研究的客觀性。

「金主」影響研究

以藥物效用的臨床研究為例,有藥廠贊助的就較少得出負面結果。 一些海外院校對採用贊助研究經費作出操控的方式,早已非常警覺,例如有研究基金聲明不會資助曾領取煙草業贊助的申請者;學院接受煙草業資助等同於幫助煙草 業洗刷形象,個別學者接受資助,押上的是整個學系或院校的名譽,因此有院校明言拒絕煙草業資助。同樣道理,政府直接撥款資助公共政策研究,就很難保證這些 研究不受「金主」的喜惡影響。

我相信,香港社會是不會歡迎有預設立場、預設結論的學術研究的。作為高質素的學術研究,必須具備學術真誠,使 用公認的嚴謹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擁有免於政治干擾的獨立性。近期的一個著名的反面例子,是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撰的《香港藍皮書》,空有立場,卻缺 乏實據,徒有學術之名。

這些個別的現象可以通過院校的調查小組予以矯正,但如果是制度上有系統的製造,吸引學者為政府的特定立場炮製「理論基礎」,則是學術界的悲歌──不僅社會再無法從獨立的學術研究中得益,而且學術界的公信力,也會大受損害。

學術研究的精粹是求真,別讓學術研究變成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這是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的一條不能踰越的底線。

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