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第173至189段題為文化藝術和體育發展。
我把它印出來，第二天去找梁款。
梁款的辦公室掛着一張海報，那是他的新開辦碩士課程Master of Media, Culture and Creative Cities的宣傳海報。
上面寫着Media
is Power, Culture is Ordinary, Creative Cities are Desires。
我想，Culture
is power, Media is desire, Creative Cities are ordinary唔得咩？
梁款說，係呀，創意城市應該ordinary。
咁，《施政報告》話要發展創意產業資助文化藝術，有用嗎？
梁款不寫文化專欄時，是港大社會學系教授吳俊雄博士，專門教香港流行文化和媒體研究。
梁款出名忙，好多搞作。
近年為人熟悉的有《黃霑書房》和出版關於許冠傑的著作。
兩者都是巨星，也是香港故事代表。
梁款開始說黃霑寫《男兒當自強》的故事。
港式流行文化：從霑叔說起
「早於80年代，徐克同霑叔已合作電影配樂。黃飛鴻時兩人已合作一段時間，深知要互相催谷才成事。霑叔有時亂來，三日寫八隻歌， 但徐克的電影配樂不能苟且，花上更多心機。最初為了做一首幾分鐘的配樂，花幾個月找一大堆《將軍令》的古譜加以現代化加disco
beat。一開始只是instrumental無人聲，但一位電影高層提議配唱較好，大家開始思索誰適合唱，突然想起林子祥，但阿Lam當晚便要離港到美國，歸期未定；而且徐克作品一向今日剪完明天上，點算？找阿Lam試下囉。霑叔只有一日時間填詞，當時音樂部分未搞掂，奏鰦個rough版本，即錄，阿Lam大概知道首歌點去就唱。《男兒當自強》有國語版，阿Lam其實中文不太靈光，『為我聚能量』即係點唱呢？我翻查手稿，上面有阿Lam自己寫的英文拼音『wei
wo ju neng liang』，好似咪嘴咁。」
霑叔過身後梁款整理遺物，香港流行文化黃金時代的故事，慢慢整理出頭緒。有些人總懷緬80年代至90中期電影電視音樂有多蓬勃，梁款以一個快字形容。
今日叫聽日要
「香港流行文化最勁時，全部一兩日起貨，又敢試，但霑叔這類人不願交行貨。《上海灘》25分鐘起貨，今天成為經典，因為他背後有大水塘，讀好多年書，古文全通，非常了解上海。快，要求高，於是平時不斷積累，要用時立刻準備好；而且無禁區，創作時不會考慮是否政治正確，是否合老闆口味，上海應該係浪奔浪流，所以就寫了浪奔浪流，其實這是很奇怪的組合。港式流行文化等於逼人做№，今日叫聽日要，但做得好的是一班奇人，這班人本身積累了一個大水庫，一按掣就有佳作出爐。《黃飛鴻》就是典型例子。霑叔和徐克等人知道經常按掣有一天會乾塘，於是有升格過程，未乾前儲彈藥。《將軍令》其實只是幾分鐘的電影配樂，但花上幾個月時間研究，upgrade自己。以前多快好省等於厲害，90年代有班人，例如霑叔和羅大佑有創作者本身的自覺，深入鑽研，着重技藝。霑叔蒐集三十幾個南北方的《將軍令》樂譜；《滄海一聲笑》寫到第七個稿，寫到霑叔威脅徐克再改落去施南生（徐克妻）就變寡婦。手稿上最後一稿霑叔寫很多粗口，『徐xx如果你不xx我就會xxxx你』。幾批歌都係咁。」
《施政報告》說：「近幾年，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面對不少困難。」梁款認為，世界變。
「以前的奢侈是第一次，咩都未試過。TVB 1967年開台，香港首個免費電視台24小時轉播，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沒人知道，於是有兩個出路：抄橋，由澳洲抄橋做歡樂今宵，現在抄橋畀人鬧，但當時無人知，抄回來再加本地元素；另外一個方法是膽粗粗唔係鰟行做鰟行。梁淑怡大學讀文學，去搞戲劇，又鍾意唱歌，走去報天氣。霑叔寫過67年無铫開台當天，鎮台旗艦節目叫《澳門大賽車》，現場直播，大家無經驗，但覺得賽車呢樣№省鏡，於是將賽車作開台日重點節目。霑叔記載當日除了跑車什麼都影到，影到行人澳門街景，但衝刺鏡頭跑車全部影唔到。事後回想其實好可愛，一個台可以錯成咁都出到街，之後十年都差不多。好多№根本不能預料，出街先算。」
香港perfect storm 「亂」世出高人
「這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一次。二戰後成個歐洲爛晒，由頭來過硬件都無埋，屋企無埋。歐美政府架構上第一次實行福利國家，既然打仗如此殘忍，那戰後重建，重新再來就試纒守望相助。文化就如一張白紙，由公營電視台如BBC到唱片公司都搞搞新意思。加上新技術出現，電台和電視台令樂隊可以紅遍全球。這些全世界都是第一次，就是一場perfect
storm。這場風暴在香港重演一次，再加上香港特殊狀態﹕國共內戰加日本侵華，隱世高手包括葉問來港，個個身懷絕技，在這個環境發生他們的第一次。由葉問、錢穆到黃霑都是如此一個故事。」
混沌下「亂」世出高人。今天資金和技術理應比以前成熟，但似乎無論香港人抑或文化產業，背負太多包袱。
「我們進入資本主義第二期，或稱為第二個現代性。資本主義第一期的perfect storm後制度慢慢建立，由不懂做車胎，到福特主義盛行，每架車都由齒輪好順滑做出來。政府機構做文件亦如是，一切皆有既定規章。資本主義第二期不再流行一模一樣的車，再做下去實唔掂；已經睇過300套《東方不敗》，再拍301套一定失敗，所以第一個現代性的信心和制度開始崩潰，第二期象徵是唔知點搞。第二期成為危機社會，不斷想減低風險，大講藍圖，於是創意產業做好多baseline
mapping，起碼知道自己定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都好驚，一齊計劃，香港97回歸更加要計劃。以前無為而治有時會有問題，我同呂大樂經常講以前讀書幾自由，但而家四五十歲想學彈琴手指都硬晒，第一期現代化有好處，但有時不夠系統會有甩漏。計劃或自覺減低風險不一定差，但文化或創意上做好多計劃可能真係幾差。歸根究柢，創意不能由《施政報告》搞出來。
」
我問，韓國政府推動創意產業，不是為人津津樂道嗎？
「南韓的狀特殊。他們有國家介入傳統，人民又接受，由經濟差到韓劇唔夠日劇好睇都由政府出面，而且介入有效。這點跟南北韓長期對峙有關，長期要由政府中央主導，由國家推文化工具上無咁尷尬。香港一向沒有介入傳統，而且政府認受性低，你最好唔好搞文化。南韓創意產業好似好蓬勃，但有人覺得只是學日本和荷李活，加以韓國化，除了偶然的例子如金基德，始終大家睇返經典電影會睇黑澤明、大島渚，底子不厚。」
創意產業 是尋常
諗到creative
cities are ordinary，我好滿意，梁款卻下詔罪己。
梁款懺悔
「創意城市有一段時間煲得太勁。我這種衰人都有份。董建華政府03年第一次搞創意產業研究報告，想抄倫敦和英國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英國創意產業佔GDP一大部分，自救要靠創意產業，董建華政府發現香港電影都好勁，不知是否可以將英國模式複製，就找來一班人做報告。創意產業承歐洲潮流出現，直至對上一屆政府將它列為六大產業之一，我覺得是因為搭上潮流便車，將創意產業神化。這股潮流是知識型經濟，現在是資訊年代成個社會都要知識，但香港的現實是金融風暴和貧富懸殊，好難全民知識。成件事變得好假，谷一個火車頭出來，不斷落藥，但沒有把脈，創意城市就變了泡沫。但細想一下，創意產業其實好ordinary，香港幾十年來一直做，文人寫詩無飯食不如寫報紙專欄，其實就是創意產業前身；將文化想像在商業場所出現，賺到錢，別人消費到，大家開心。如果不落藥它反而有自己的生命力，政府催谷就要核數要三年檢討成效，反而沒有自由。交完報告我自己都臉紅，好似淪為幫兇，將如此ordinary的事加上沉重包袱。」
創意，點賣？
Ordinary創意，香港周街都有，不信請上高登。問題是是否把高登計入官方的創意產業方程式。
「創意好似燈泡，將燈泡變成人家的消費品中間有道橋要跨過。有些人燈泡亮一世都無人買，例如高登巴打，極有創意，但成世都不會賣。香港社會極多這些小燈泡，市井、販夫走卒、茶餐廳創意，好多民間趣味小習作。過去十幾年開始擔心這些小燈泡能否匯流成河，成為搵錢工業，因為香港突然窮起來要搵新方法搵錢，而且可以省招牌，創造文化氛圍。突然責任好重，政府又要搵錢又要氛圍，以前反而少諗。」
「政府介入不一定差，軟件要如基礎教育要中央推，但特殊軟件可以放手民間。其實好矛盾，一方面覺得政府做得不夠，只畀錢但沒有想法。創意產業其實有三方面﹕作為商業、創意產業讓香港吸引遊客、創意產業令城市有文化內涵。但政府沒有宏大方向就畀錢。燈泡到處都有，但要包裝成香港品牌再鬥贏新加坡，中間其實有好大差距。其實文化、創意城市和媒體是混雜的場域，有不同方法劃分，由一個只關心經濟的政府劃分，就以搵錢來劃分。本來有文化局，理論上講軟件，但這個部分沒有了。」
「曾經訪問媒體話事人，訪問時講錢，一關咪就講文化。他們本身由perfect storm走出來，骨子裏其實相信文化要亂來，但身為CEO又要講策略。份報告好前後矛盾，前部分講數字講GDP，後半部講麥嘜其實不想發達，謝立文覺得衝出香港不是好事。」
文化工業就是左派觀念
有件事其實我一直很好奇，今天才有機會問梁款。他的博士論文明明研究工人參政，為何後來走上流行文化之路？他正經地答：「我係一個左派知識分子，熟讀馬克思主義。」他笑，我也笑，可能因為梁款平時太和藹可親，跟基進左派的暴烈沾不上邊。「其實文化工業本身就是左派觀念。」
文化工業vs.創意產業
「193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批評，文化一沾上工業本質必然差。及至60至80年代翻案，另一批左派覺得工人應該享受文化工業，不一定係衰№，提出文化工業為眾數（industries），有不好的，也有好的。80年代倫敦的Greater London Council在Ken
Livingstone帶領下以文化工業為綱領，他本身是大左派（有Red Ken之稱），一個讀馬克思又型的人推文化工業，幫年輕人回復朝氣，又會幫到國家靠文化工業翻身。直到90年代末工黨貝理雅執政，成立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當時的工黨行中間路線，比Red Ken右， 搭上知識型經濟， 將文化產業變成創意產業，漸漸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發展創意經濟中產可以受惠，全民開心，集左右派大成向前看，有朝一日勁過三藩市，英國大翻身。雖然最後失敗但影響力好大，因為英國底子厚，可以回溯將The
Beatles，David Bowie入埋數，重新包裝，成為全球最省鏡的創意產業基地。由新加坡到澳洲到加拿大想跟英國看齊。用創意產業總結以前的文化財產，再以知識型經濟行前一步。以前文化工業講草根，今日創意產業講人材、科技、創意階級等。政府應該想做呢種，但未必想得如此清楚，其實兩者有時相衝。左派會覺得創意階段是既得利益者，知識型經濟對工人不利。例如知識型經濟會視Soho為帶動城市發展，但左派會覺得是士紳化（gentrification），影響草根生活。」
流行文化有趣之處：了解過去
閒聊之際，談起HMV清盤。在英國念博士的梁款說非常可惜。「 這是一個年代的墓誌銘。HMV其實不只零售，還跟EMI結盟出唱片。一方面出The Beatles，同時出好多古典音樂照片。當時英國戰後古典音樂膨脹，Beatles唱通街，古典音樂歷史上最多人聽，真正既生瑜又生亮。以前古典音樂好小眾，一隻唱片78轉印到好密都只係得16分鐘音樂，一隻歌劇要三十幾隻唱片，無人聽歌劇。50年代中期剛出33轉黑膠唱片（LP），一隻唱片兩面可以播55分鐘音樂，HMV出版大量唱片。當時古典音樂非常普及，中學生都買得起一套歌劇，第一次可以買到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不用推車推幾十度碟。60年代走在倫敦街上，左邊播Beatles右邊播歌劇，非常神奇。」
梁款97年開始教香港流行文化，15年學生下來都知道木村拓哉是他頭號偶像。他說現在還在看木村，今個星期才煲完新劇Priceless，上星期買林一峰、林二汶和胡琳唱片。記得我讀書時他以麥浚龍走音歌作例子，解釋流行文化質素差；兩年前他說今天Juno已是有想法的另類歌手，改播傅穎的《花吃了那女孩》。我問他15年來教材有何轉變。「以前教得好pop，昨日曾志偉上電視講咩今日上堂就教，好update。現在很自覺地不update，多講歷史，由葉問來港開始教。流行文化最有趣的不是今日好hit，最重要是了解背負一堆過去的香港故事，才知道為何今日咁hit，這樣教書比較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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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社會學系教授梁款（林俊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