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推行新政的人，大多急切求成，往往倉卒行事，以致禍敗招損。昔日董建華亟欲為香港開創新路，但最終好心做「壞事」，足以為戒。特首梁振英沒有董氏開首的人緣人和，政治形勢更為惡劣，更宜審慎而行。
上周《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金融發展局及經濟發展委員會，令人想起董建華時代的眾多星級委員會，最終不是一事無成，便是無疾而終。何也？有說公務員制度從中作 梗，但政治委任制度實施以來，特首對官員委任權已大增；有說是缺乏諮詢，但社會人心對新方向往往根本沒有共識，即使本應領導輿情的精英階層也是嚴重內部分 歧，諮詢政治又從何說起？
一番折騰 似有定位
在此情況下，梁政府重組三司十四局或多設幾個委員會，最多只是無關痛癢的微末枝節，不能改變根本；更有甚者，在過程中行事倉卒，未能與現有制度銜接，容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以 金融發展為例，如果目標是「為持份者提供高層和有效的平台，集中研究如何配合國家金融市場逐步走向國際，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包括在促進金融業多元化， 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家和地區中的地位和作用」云云，那麼這不是財政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的既有職責嗎？如此，何不直接責成有司，就此提交明確政 策建議？而「金融發展局」更應明確定性為輔助該司、局長的諮詢委員會（目前經過一番折騰後，似乎這個「局」也的確如此），定時提交具體工作報告及政策建 議。
其實設立一個範疇跨越不同金融服務的諮詢委員會，方向本身正確。一方面，銀行、保險、證券等等行業早已滙流，香港的既有行業監管機構卻仍然是一業一管，早年社會已有討論應否仿效英國，設立類似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超級監管機構。
另 一方面，監管功能和促進發展功能本身存在一定矛盾，不宜由一個機構處理；因為但凡監管者必然傾向保守，設立重重關卡，以免出事時禍及己身；促進者必須積極 進取，大多鼓勵自由創新，拆牆鬆綁，以行業發展為己功。在兩者中取得平衡，是政治家的責任；但把兩種功能放在一個行政部門，必然造成精神分裂，左右為難。
從前，英倫銀行有三大核心目標（core purposes），分別是維護貨幣穩定、維護金融穩定，以及保持英國金融服務的有效性及競爭力；2004年新行長Mervyn King上任後，已把第三項剔除於核心目標之外。
堅持稱「局」 邏輯混亂
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的報告，並無就這種矛盾加以論述，也沒有交代如何與既有的監管機構整合、互動。香港既有的四大金融業監管機構，竟無代表擔當新機構成員，所謂「與監管機構和行業團體共同探討……」（見新聞公報），又從何說起？
尤 其目前金融管理局是類中央銀行，自稱的主要職能，包括「加強香港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維持及發展香港的金融基建」，那麼它須否效法英倫銀行的做法， 重新釐定自己的目標？如否，一個管理局與一個發展局的功能角色，又如何配合？順帶一提，香港回歸後的政府決策局和它們轄下機構，不管純粹諮詢，還是具備法 定乃至行政權力的，都一概統稱為「局」，實在名不正、言不順，反映了行政邏輯的混亂。
再以經濟發展委員會為例，香港無疑需要在金融、地產以 外，發展更多實業，但是董建華時代已設立了級別相當高的策略發展委員會，由特首委任，兩大司長列席，中央政策組提供秘書處服務。這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就 香港長遠及整體發展需要和目標，特別是社會、經濟及政治面對的問題、發展方向和策略，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範圍雖然比較廣，但卻包涵了經濟發展委員會的 部分任務，後者同樣由特首委任，並兼任主席，同樣有司、局長列席；資源重疊事少，意見不一事大，敢問有分歧時誰高誰大？
按目前的公開材料，看不到為何新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事情，不能在原來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商議。要不然索性把前者置於後者之下，作為一個附屬委員會又如何？
目 前社會陰謀論盛行，我不願猜測這種架構安排的動機。只是純粹從行政理性來看是沒有道理。第一、政出多門必然造成權責不清；第二、即使作為諮詢平台，我們現 在的平台還嫌少嗎？第三、平台多聲音更多，沒有廢舊便立新，又未弄清楚新舊之間如何協調，徒然造成文山會海，行政低效。
行政主導 自相矛盾
香港的問題實在不是諮詢平台不夠，也不是意見不夠，而是內部缺乏跟進意見的研究調查，外部沒有達成共識的政治機制和民心；大部分的意見，只是「隨便說說」而已。說實在，參加各式委員會的雖是行業翹楚，但都是大忙人，每人能在委員會花上多少時間和心力？
況 且這些委員會都是易設難廢，日子一久，變成尾大不掉。一個行政部門，決策前要聽幾個委員會的意見？如此還說行政主導，豈非自相矛盾？除非目的是要用一個打 另一個。但大部分委員會的任命權最終都在特首，何苦？上文說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新一屆委員才剛任命，按道理應該不至於偏離特首的施政理念太遠。
由此觀之，特首如對現在的委員會表現不滿，只需一紙委任狀即可，何須在已經複雜無比的行政架構上再起風波，徒然添煩添亂？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