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

明報社評: 從金發局經發會組成 看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




政府成立金融發展局和經濟發展委員會,這類高層次諮詢組織,過去較少中資和內地背景成員,現在金發局中資機構要員約佔24%,經發會內地背景人士約佔18%,比例不小,有人以「赤化」或「染紅」解讀這種情,不過,從本港金融和經濟發展現,他們的加入,實際上反映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另外,這兩個機構按港法辦事,特別是金發局要按國際認同的規矩運作,相對於發展較落後的內地金融業,中資要員浸淫其間,耳濡目染之下,對促進內地金融業的完善和發展,或許會起到積極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正在透過其他平台和形式表現出來。

中資淡入大勢所趨  關鍵是依港法辦事

香港經濟依賴內地,內地企業市值約佔港股45%,交投量更超過一半,所以,本港經濟、金融與內地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北京打噴嚏,香港即感冒」的描述,確切說明內地動態對香港的影響。內地人士對內地政策動向的了解和掌握,有先天優越性,這方面正是政務系統出身特區官員的弱項,內地人士加入金發局和經發會,可以彌補這方面不足。

本港金融服務業要走出股票市場的獨沽一味格局,要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需要熟悉內地金融政策和掌握日後路向的專才,獲梁振英任命的5位中資機構要員,相信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另外,金發局其他16名成員,都是本港財金專才、國際金融機構負責人和高層人員,體現國際化的一面,符合香港背靠國家,面向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定位。所以,若因為有中資機構要員而全盤否定金發局,是背離理性認知的偏失。

內地人士成為特區政府智囊,雖然反映現實和有需要,不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事態仍有一定政治意義。上世紀80年代,英國決定向中國交還主權與治權之後,即使中英會談未完結,英資已經部署撤出,當時怡和遷冊,被認為是對動盪不安的香港落井下石,現在事過境遷,但是說明當時的政治情勢,英資淡出,華資乘勢淡入,填補英資淡出的空檔,目前本港幾個華資財團、打造了幾個世界級富豪,他們都是這個時候冒起的。

今時今日,以內地資金在本港整體經濟所佔份額,中資機構和內地人士淡入經濟、金融事務諮詢組織,是大勢所趨,不過,與當年英資淡出不同,中資淡入,華資毋須、也不會淡出,問題只是中資與華資如何相處共存而已。當年,英資與華資此消彼長之間,或明或暗都有角力。例如4大交易所合併為港交所前身的聯合交易所,中間經過激烈權力爭逐,聯交所主席李福兆因為處理1987年股災停市4日,與港英政府反目,他其後被指涉及其他案件而繫獄,箇中情節,是金權競逐秘辛的另一章。中資與華資應該汲取此事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中資與華資雖然並存,不過,基於商場如戰場,兩者相互競逐仍然無可避免。北京、中資機構對香港影響力日益廣泛而深入,基於香港事務的特質、過去發生的一些人和事,使人對日後的遊戲規矩是否公平有疑慮。例如,當年中國銀行的劉金寶案,案情與本港有關,本港的執法和司法機構卻無權過問;證監會調查上市公司的違規做法,但是當事人避居內地,證監會就無計可施;另外,有內地在港上市公司以公司資料屬於「國家機密」為由,拒絕披露。諸如此類事例,說明「香港規矩」未能彰顯,若不匡正,久而久之,金融中心最寶貴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將會被磨蝕淨盡。

金發局須名正言順  政府應清晰交代

金發局就金融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他們在金融發展、以至制訂遊戲規矩都有影響力。我們認為,金發局要維護金融中心的核心價值,包括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等;另外,要按香港的規矩處事,遊戲規矩不能向中資傾斜,香港規矩不應遷就中資,反而是中資應該順應香港的先進機制。日後類似劉金寶事件,香港可以插手處理,應該是金發局其中一個工作目標。

金發局是民間機構,自行籌措經費,成敗由特首任命,制訂政策建議供政府和監管機構參考,這樣的組織,是法定機構抑或民間智囊?政府有必要清楚說明。因為這個機構,從組織系統看來,不受立法會或政府部門監管;另外,金發局商議事項,需要政府提供機密敏感數據資料,然則,如何確保金發局成員保密,不會出現以權謀私情,如何監管避免出現弊端,政府必須向公泷交代,否則政府難免被質疑「製造」了一批特權分子,讓他們有空間假為香港金融服務業謀發展之名而謀利。金發局要名正言順,是其工作會否獲得認同的首個課題。

國家要推廣現代服務業,市場向香港開放,就是要借助香港的經驗,使內地的服務業升級換代。中資機構要員參與金發局,不能否定他們會提出真知卓見,協助強化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但是,他們參與金發局,也正好體會現代金融業與金融中心的成功要素,符合內地未來金融業大發展的趨勢。所以,金發局對中資機構要員而言,也是學習提升的機會,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除了對台灣,在這裏也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