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國家馬里忽然成為全球焦點，先是法國高調出兵馬里「反恐」，然後阿爾及利亞激進分子聲稱為支援馬里叛軍，製造了近年最大規模的跨國人質綁架案。然而香港人還是會問：與我何干？其實卻是有關的。馬里局勢急速惡化，不過是近年的事，此前「馬里模式」代表了一個維穩樣板，一度被認為值得鄰國效法。當「非洲穩定綠洲」逐步淪為恐怖活動中心，給西方的震撼是巨大的：連馬里也可以這樣，那幾乎任何第三世界國家也有同樣可能。要明白今日亂局，我們先要了解昔日馬里緣何成為楷模。
昔日的非洲民主綠洲
冷戰時期，大多數非洲國家實行獨裁管治；直到冷戰結束，西方大國不再需要和非洲獨裁者合作抗衡蘇聯，迫使各國改革，令非洲各國出現民主化浪潮，馬里也在1991年爆發推翻獨裁者的「三月革命」，並在翌年修憲，落實全民普選、三權分立。與鄰國相比，馬里是民主化得最徹底的非洲國家之一，除了制度，也因為馬里的直選總統較能實現全國和解，軍隊干政也不嚴重。2002年，首任民選馬里總統完成10年任期，政權和平移交到下任，更成為政權輪替的典範。美國前總統布殊設立「千禧合作計劃」挑選符合人權、法治、廉潔等標準的國家援助，馬里就是第一批達標的少數非洲國家之一。
馬里社會對宗教包容
馬里境內有眾多少數族群，包括這次起事的主角圖阿雷格族(Tuareg)，但總體來說，馬里社會一直以對族群寬容著名。馬里憲法規定，政黨不能單以族群劃分，避開了像東非肯尼亞那種族群主導的民主，以往分離主義也不是競選主要議題。圖阿雷格族雖不時起事，但這群聚居地橫跨西非數國的游牧民族明白，與尼日爾、阿爾及利亞等鄰國相比，馬里政府對他們已算不錯，起事只是為了向中央爭取資源。就是到今天，還有很多圖阿雷格人住在南馬里，支持中央政府，反對同胞搞獨立。
馬里對宗教議題也十分包容。雖然九成以上國民信奉伊斯蘭教，但馬里憲法規定國家是世俗國家，教士沒有參政傳統，而且馬里遠離伊斯蘭中心，國內穆斯林一般把伊斯蘭教義與本地習俗、傳統宗教糅合在一起，激進伊斯蘭一直沒市場。馬里人又以酷愛音樂、體育聞名世界，全球最著名的馬里人就是那幾位歌手、球星，更不會喜歡激進分子提倡的單調生活。
其實「馬里」這國名，本身就暗示了宗教寬容：它源自中世紀輝煌的馬里帝國，這國家出了一位著名的黃金大王穆薩王(Mansa MusaI)，他去年被《名人淨值》網站評為人類史上最富有的人。馬里帝國名城廷巴克圖(Timbuktu)是當時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被稱為「333聖人之城」，不但是世界文化遺產，也在「新七大奇蹟」選舉進入最後20名。然而廷巴克圖遺蹟屬於伊斯蘭的「異端」蘇菲教派，不被主流穆斯林接受，馬里卻表明以此自豪，這已說明一切。
後9．11的西非反恐橋頭堡
有了上述本錢，馬里也在區域安全扮演積極角色，認為自己有責任協助鄰國維持穩定，打擊激進勢力。9．11後，美國針對西非的激進組織，成立了「泛薩哈爾反恐計劃」(Pan-Sahel
Initiatives)，把馬里、尼日爾、乍得、毛利塔尼亞等西非國家拉在一起合作反恐，後來擴充到11國參與的「跨撒哈拉反恐計劃」。在這些國家中，馬里是最受信任的政府，成為美國重點合作伙伴，馬里軍人在中西非衝突中，都有派到當地維和。美國軍事教官也以馬里為落腳點，不少新一代馬里軍人獲邀到美國受訓。何馬里雖窮，但近年既得到美援，又成為中國投資對象，加上傳統法資，倒也令人憧憬。
好了，就是這個「馬里模式」，在過去1年完全破產：首都爆發政變，民選總統被軍人趕下台；政府軍不堪一擊，而搞政變的領袖，卻是美國訓練的維穩精英；圖阿雷格族攻陷北部全境建立「阿扎瓦德國」(Azawad)，日常生活的族群矛盾變得尖銳；連立國象徵廷巴克圖陵墓，也被激進伊斯蘭軍破壞。究竟哪裏出了錯？
（五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二）——全球化激化分離主義立國夢
究竟是什麼因素，令「非洲和諧之都」馬里變成恐怖活動天堂？微觀原因當然很多，像不少人談及的利比亞內戰令武器流入，但那些實在不是主因。反而以下四大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因素，才是「馬里模式」崩潰的關鍵，而且類似現象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今天先談首項：全球化如何激化分離主義者的立國夢。
冷戰後的「泛柏柏爾主義」
以往一個民族要爭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或獨立建國，要麼有龐大跨國資源，例如猶太復國運動；要麼投靠大國成為附庸。馬里北部圖阿雷格族2012年起事前，在過去百年已先後4次爆發騷亂，但一直未成氣候，除了軍事力量不夠，也因為沒有大國當後台，又缺乏國際網絡支援，只能孤軍作戰。但冷戰結束後，不少國家、族群重新建構身分認同，各種互相排斥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主義紛紛復興，例如興起激進伊斯蘭主義之餘，也有阿拉伯民族主義針鋒相對。
馬里起事的圖阿雷格人，屬游牧民族柏柏爾人(Berber)的一支。他們主要生活在馬里、尼日爾、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布基納法索五國，被法國殖民前，原來就建立了鬆散的邦聯，而在撒哈拉沙漠，國界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們的向心力依然很強。但上述各國脫離法國殖民者獨立後，城市化過程令不少圖阿雷格人遠離根據地、走入社區，令其身分認同大為削弱。直到冷戰結束前後，泛突厥主義、泛亞美尼亞主義、泛庫爾德主義等紛紛興起，圖阿雷格人的母體柏柏爾人也通過塑造阿拉伯人為對手，興起「泛柏柏爾主義」，其起源可追溯至8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受到這思潮鼓勵，圖阿雷格人之間的跨國合作愈來愈多，例如他們在1990至1995年起事，就是馬里、尼日爾兩國的圖阿雷格人同步進行，而富抗爭經驗的阿爾及利亞南部，也成了圖阿雷格人的訓練地之一。
「西撒哈拉問題」捲入馬里
圖阿雷格人人數不多，近年居住地分散了，原本再不容易維繫身分認同。但互聯網的興起，卻及時解決了這問題，讓居住在撒哈拉沙漠各方的族人實時溝通。最典型的例子是兩名圖阿雷格青年被馬里政府以「叛國罪」下獄，卻迅速成為當地新生代的facebook英雄，獲聲援、被「like」無數，結果令圖阿雷格青年連成一線，就像茉莉花革命那樣。
1995年，柏柏爾人成立了自己的跨國組織「Amazigh World Congress」，作為強化身分認同、互相支援的機制，圖阿雷格人開始有北非其他柏柏爾人為奧援。圖阿雷格族單方面「立國」，摩洛哥政府宣布不予承認，但民間卻普遍同情這些遠房親戚。摩洛哥評論員Hassan Masiky認為政府應協助圖阿雷格人爭取較大權益，起碼要讓他們爭得自治，因為這對摩洛哥也有好處：只要國際社會承認了「馬里主權下的圖阿雷格自治模式」，摩洛哥多年前吞併西撒哈拉造成的「西撒問題」，也可用同樣方式解決。這些發展，都讓圖阿雷格人不像1962年馬里獨立後首次起事時那樣孤立。
卡扎菲倒台與馬里：是果不是因
不少評論認為，西方支持利比亞反對派推翻卡扎菲，令效忠卡扎菲政權的圖阿雷格僱傭兵拿覑先進武器返回馬里打內戰，是馬里亂局的導火線。其實這是倒果為因。以北馬里和圖阿雷格族為主要調研對象的《獨立報》專欄作家Andy Morgan，曾在去年發表一篇詳細的時局分析，介紹了一些圖阿雷格領導人，包括他認為最有遠見的老兵Ag Bahanga。此人在多次起事失敗後，明白到必須依靠跨國網絡的力量，於是流亡利比亞靜待時機，一看到利比亞反對派示威，就預見了卡扎菲的結局，立刻以上述意識形態，說服卡扎菲軍隊內的圖阿雷格人及早叛離，返回馬里追尋建國夢。換言之，圖阿雷格雇傭兵的離開，並非在卡扎菲覆亡後才開始，反而這是卡扎菲軍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要是沒有泛柏柏爾主義的散播、激化了圖阿雷格立國夢，僱傭兵也許會留在利比亞，或走到別的地方，成為一方軍閥而已。
（五之二）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解構馬里悲劇（三）--- 南蘇丹與南美毒梟
在馬里亂局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圖阿雷格人原來只要擴大自治，現在卻上升到立國，這也是受新的國際形式感召，因為與非洲分離主義相關的潛規則，近年已被改變。
厄立特里亞、南蘇丹、庫爾德人的鼓舞
在冷戰時代，非洲團結組織堅守一大原則，就是尊重殖民時代疆界、不容許新國家輕易獨立，以免族群問題極複雜的非洲大陸天天內戰。但冷戰結束後，這潛規則卻備受調整，有兩個新國家成功在非洲獨立，並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其中一個是由埃塞俄比亞分裂的厄立特里亞，那勉強還可以算是沒有違背「尊重殖民邊界」原則，因為厄國曾獨自成為意大利殖民地，後來被埃塞強行兼併。但2011年獨立的南蘇丹就完全不同，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整體被單獨殖民。既然如此，圖阿雷格族分割北馬里，成立「阿扎瓦德國」，也不是沒有先例。起碼他們也能舉出馬里獨立前，圖阿雷格諸酋長寫給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獨立建國的信，作為歷史佐證，相信「南蘇丹人做到的，我們也做得到」；去年圖阿雷格人單方面宣佈立國時，正是馬里發生政變廢除憲法的一刻，其「分列領土」行為以馬里失去有效管治為背景，並非毫無理據。
長年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在冷戰結束後的際遇，也鼓舞了圖阿雷格人。庫爾德人同樣散居在多個國家，立國無期，更一度被伊拉克的薩達姆殘酷鎮壓。但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被分為三大勢力範圍，北伊拉克成了庫爾德人「高度自治」的地方，除了名義上不是獨立，基本上和獨立國無異，也成了其他各國庫爾德人的大本營。讓北馬里變成圖阿雷格人的北伊拉克，支援鄰國同胞，正是他們的夢想。
南美毒梟「可卡因專機」改變馬里天然生態
另一個全球化改變了的潛規則，就是本身資源的局限，可以被極短時間內出現的非法貿易改變，再顛覆當地原來的社會倫理和制度。馬里是全球最窮困的二十五個國家之一，但貧窮不一定滋生分離主義或恐怖主義，原因很簡單：獨立了，也不一定富得起來。圖阿雷格人聚居的北馬里，卻忽然在過去數年找到新財源：自從美國嚴打墨西哥販毒集團，南美毒梟就要開闢新線路，把毒品輸送到歐洲。此時金磚國家崛起，巴西大舉開闢和非洲國家的貿易航線，結果也變成新興毒品航線，各國毒梟紛紛使用。
其中巴西毒梟的最愛中介是同屬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但地處撒哈拉沙漠、能溝通非洲南北兩部的北馬里地廣人稀，比政府大本營所在的南部更容易和歐洲交易，也成了新興毒品中轉站。年前有南美毒梟租了一架波音客機，載滿十噸可卡因，直接從委內瑞拉飛到馬里運貨而意外墜機，總算讓這條航線曝光，比電影能想象的規模更誇張。這樣一來，圖阿雷格人有了新「業務」，而這業務往往要靠恐怖份子掩護，令倒向激進勢力的族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由於從事這門「業務」的人需要本地身份掩護，一些原來沒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人，也紛紛加入圖阿雷格叛軍。昔日族人起事只為向中央要資源的簡單局面，就徹底複雜化了。
（五之三）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四）——蓋達的「新加盟店政策」
馬里變成恐怖活動中心的另一個關鍵，自然和激進伊斯蘭組織、特別是「伊斯蘭馬格勒布蓋達」（AQIM）有關。但正如我們曾介紹，激進思想在講求包容、喜愛音樂的馬里沒有市場，為什麼這次能成為氣候？
加盟店騎劫本土主義
這答案源自9‧11後，美國令拉登的蓋達被迫轉型。由於上層指示再難下達，蓋達總部不能再直接建立各地支部，只能接受信奉同樣「理念」的地區組織加盟。例如「伊拉克蓋達」，原來就是扎卡維的嫡系組織；現在聲名大噪的AQIM，原來也是阿爾及利亞人自己成立的組織，由名到實都與蓋達無關，後來獲得總部確認，才使用統一「集團品牌」。
這類「加盟店」雖能擴大蓋達的聲勢，但往往過分強調宗教、忽略單純的本土議題，而單憑對伊斯蘭教法的堅持，並不容易爭取一般人民支持。問題是蓋達基本教義並不支持任何伊斯蘭國家、包括分離主義的建國訴求，因為他們要建立的是伊斯蘭國度，若變成為獨立而戰，就「腐敗」了。為解決以上兩難，蓋達的「地方加盟店」，就發展了另一批不以蓋達命名的子組織，有些直接從母體分裂，有些和當地組織結盟，目的就是以本土主義的面貌魚目混珠。例如在利比亞，包括蓋達成員在內的伊斯蘭激進分子和反對派一起作戰，一面推翻卡扎菲，一面拓展勢力；在敘利亞，他們也和西方支持的反對派一起推翻阿薩德。尼日利亞北部的激進伊斯蘭軍「博科聖地」（Boko Haram）近來成了AQIM盟友，正是這類組織的典型：既強調宗教，又策略性地利用分離主義，其活躍地區正是昔日北尼日利亞的「博科帝國」故地。
馬里叛軍Ansar Dine的雙重性格
馬里叛軍的情況也是這樣。圖阿雷格人爭取自治或獨立的最大組織，原來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NLA），他們只希望立國，反對伊斯蘭教法一類主張。但在內戰期間，逐漸冒起的卻是另一個圖阿雷格人組織「信仰捍衛者」（Ansar Dine）。初時當地人搞不清楚兩者的分別，以為都是爭取自治的組織，而Ansar Dine作戰能力更高、資源更豐富，得到不少支持。後來Ansar Dine的真面目逐漸出現，一來和AQIM關係千絲萬縷，二來本身就主張使用伊斯蘭教法，但那時候他們已佔據名城，羽翼已豐。最後兩個組織反目，反而是較單純的MNLA被逐出勢力範圍，可說是蓋達成功騎劫了圖阿雷格人的民族感情。
但事到如今，Ansar Dine客觀上還是圖阿雷格人的代表，就是當地人對禁止西方音樂一類激進作風如何不滿，也未必願意挺身而出。這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利益也被綑綁在一起，犯了共孽，例如不少沒落的圖阿雷格貴族利用亂局，把那些已被釋放的昔日奴隸重新捉回來，擔心一旦AnsarDine崩潰，新政府會對全體圖阿雷格人秋後算帳。這情況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基本上以普什圖族人為主體，激進主義和要獨立建國的「大普什圖主義」糾纏在一起，否則塔利班單靠宗教熱情，是不可能保住元氣的。
蓋達支部不斷分拆的目的
AQIM還在同一地區分拆了另一支部：「西非統一及聖戰運動」（MOJWA）。相對於AQIM總部由阿爾及利亞人主導、Ansar Dine的主要組成是圖阿雷格人，MOJWA也有其特色，就是由黑人、特別是馬里黑人領導。換句話說，那些不屬於圖阿雷格人的馬里人，要是有意加入「聖戰」，就毋須被迫融合到其他族群，還有一個度身訂做的黑人框架可以使用，這可算是AQIM變相放棄「聖戰凌駕一切種族」這理念的隨機應變。其實，參加這些子組織的都是些什麼人？我們不能排除有個別基於純「理念」加入的成員，但觀乎馬里缺乏激進主義傳統，似乎他們更可能是通過綁架、販毒維生的邊緣人。
當法國高調介入馬里，以取締「阿扎瓦德國」、重建統一馬里為目標，更容易激起當地民族主義，主要處理不善，反而可能將本來各有矛盾的組織，又重新聚在一起。假如馬里政府未能推出德高望重的圖阿雷格人打對台，讓蓋達繼續騎劫分離主義運動，法軍更必須主動拉攏MNLA，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五之四）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五）——中美法大國博弈連鎖效應
里局勢惡化後，國際社會貌似行動一致，但其實利益並不一致。觀乎近年大國爭奪非洲的佈局，無論哪國出現動亂，差不多的結果幾可預料，因為他們的利益差異，必然發生結構性衝突。
法國與「三杜爾精英階層」
馬里作為法國前殖民地，自然和法國關係密切，雖然在立國初年倒向蘇聯陣營，但不久就重回巴黎懷抱，傳統精英階層幾乎都有留法經驗，而法國與當地大家族、酋長等，依然有特殊感情。像馬里民主化後的第一任總統M杜爾（Moussa Traore），就曾在法國軍事學院讀書，被巴黎視為可靠的伙伴。他的繼任人、也就是去年被政變推翻的A杜爾（Amadou Traore），也在法國接受軍事訓練，他在1991年推翻獨裁者，被視為得到法國首肯。到了現在那位馬里元首，即政變後各方妥協下產生的代總統D杜爾（Dioncounda
Traore），就學單位也是法國尼斯大學，就是他寫信向法國求援，令法國出兵。他接任後不久，軍人又企圖發動政變，衝入總統府把他脫光衣服圍毆，此後他出國避難數月，地點自然還是法國。法國這時候出兵除了有資源利益計算，也是回應了「三杜爾」代表的精英階層，希望鞏固對西非各國傳統精英的向心力。
美國姑息中層軍人政變
美國近年以非洲為反恐戰爭基地，美軍又在非洲設立司令部，自然也需要籠絡當地領導層。但美國的統戰重點並非傳統精英，而是有潛力成為未來領袖的中層新星，也較重視和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勢力合作。去年發動馬里政變的中級軍官Amadou Sanogo，曾獲邀到美國培訓，統率美國訓練的新軍，就是美國軍事計劃培養出來的典型例子。有趣的是這位「美國產品」發動政變後，華府卻一反常態，沒有像其他西方國家那樣、也沒有像回應其他政變那樣，立刻凍結對馬里的援助，而是強調美國和馬里的反恐合作必須延續下去。
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西非政治學者Okey Iheduru認為，這反映美國對馬里親美政變集團的「戰略性含糊」，並相信華府有人認為這些軍人比起不能「做實事」的民選政府，更能提供反恐支援。要是政變失敗，原政府得以運作，叛軍是否還是勢如破竹，尚未可知。而Sanogo控制大局時，法國是沒有任何出兵打算的。
中國投資非洲與反華思潮
至於近年已成為馬里最大貿易伙伴的中國，角色也不容忽視。法國出兵後，西方有媒體批評中國沒有盡應有責任、「搭便車」，若這指中國沒有出兵維和，並不公平，畢竟中國要在非洲培植法國、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在可見將來都是不可能的。中國進入非洲的重點工作對象，從來只是國企、民企，與及能影響相關投資的官員。但宏觀而言，這又確實不代表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在馬里盡了應盡的責任。
中國在非洲各國的投資，往往被批評為只顧做生意，漠視支援當地社會福利、不願培訓本土人員、參與西方國家不從事的基層買賣「與民爭利」、不尊重當地人民生活文化等，令不少非洲國家存在民粹的反華傾向，包括在發生人質危機的馬里鄰國阿爾及利亞。結果每次出現亂局，中國要保護的經濟利益，往往不是當地人民的保護重點，而一旦亂局延長、變成經濟危機，象徵暴發戶的華商，就容易變成替罪羊。也許是基於這分憂慮，中國沒有發揮最大貿易伙伴的身價，沒有想過牽頭調停各方。
換句話說，這些國際互動令法國不願第一時間出兵、美國不願第一時間打壓政變、中國不願第一時間以貿易優勢施壓調停，而他們之間在「全力合作」門面工夫下的互不信任，只會隨着馬里局勢膠着而白熱化。只要局面不能在短期內解決，中國就會懷疑是法國串同美國故意拖延，以影響中國在馬里的利益；法國會質疑美國不協助直接出兵，是陰謀拖垮法國、乃至歐洲經濟；美國會擔心一旦北馬里分離成為既成事實，當地會和中國建立經貿關係。馬里昔日的模範狀態，可能就一去不返了。
（五之五）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