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長官梁振英履新以來，施政可說一無是處。在處理雙非問題上，本來讓人看到其行事果斷的長處，可惜卻留下未來十年內可能有八萬五千雙非兒童來港爭取入住公屋的遠慮，打亂了長遠房屋規劃策略的部署；至於其他各項「成熟一項推一項」（有的肯定是半生不熟便推出）的政策，有什麼真正利在全港市民？答案是沒有，而且更令人看到香港吏治的敗壞。不僅如此，梁班子逆勢而行（所謂迎難而上），與非梁營的政治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對着幹，拚勁甚勇、狀態虛怯，以去周六在禮賓府召開實際是號召同路人與反對派打言文戰甚至是街頭對抗的動員酒會達高潮！香港營從來便不存在，現在更明顯地被撕裂。
自從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把「親疏有別」宣諸於口，從公者的質素，已跟「能者居之」、「用人唯才」等行之有效的原則，愈行愈遠。到了梁振英上台，其用人準則與我國傳統以至英國殖民者奉行的一套，完全背馳；部門首長由於缺乏行政歷練和處理公共事務經驗，以至不少政策推出時機不適或根本不符民情而甫見光便拉倒或尾大不掉成為政府的負資產，令梁振英政府政不出亞厘畢道，以致上任半年多一事無成！
我國古代封建帝皇受命於天，一言而為天下法，為所欲為、無事不可為，可是，在人事任命上，尚奉「試用」及「科舉」為圭臬、不敢亂來。不求甚解的人但知堯禪讓於舜，即堯無條件把帝位傳給舜，不知舜在各部門〈五典、百官、四門等〉試用多時，直至有本事「攝行天子之政」，才被堯確認為接班人（見《史記．五帝本紀》；當然也有「舜囚堯而奪其位」的說法）；唐朝開始時通過科舉選仕，然而，登第者還得經「銓試」才能「告身」（正式授予官職），大家熟知的文章大家劉禹錫、白居易以及韓愈，俱於高中後經二年至十年的「試用」、「試官」、「觀政」、「實習」後，才授九品銜小官；清末主張變法維新的「康聖人」康有為，殿試成功後只授工部見習員，「學習行走」時提出的策議不獲上司重視，才辭職（一般辭書皆說他「不就官職」、未上任便請辭，不確）組織強學會和編《中外紀聞》。港英的政務官，除品學兼備，通過詮敍，還得經歷年期不等的見習期後才能獲實職；即使中共幹部，以今屆政府「新人事」為例，亦大都經過多年基層磨練，方面大員幾乎無一不是「起於州部」（從地方官做起）……。至於民主國家的部長，要不是經選民選出的議員出任，未經「民意考驗」的，得由國會確認才能上任。世上沒有像董建華以降特區政府任命政治官員般兒戲的先例。
二、梁振英目空一切，用人無章無法，政府部門由毫無經驗、才具有限者「空降」，中央政策組之首竟然不必為擅改職守、明顯「身份有失」及「越權跋扈」而負上後果；還有，已為選民唾棄的劉江華可以馬上被轉聘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看來梁振英自恃有中央為後盾，正在不惜一切營造受簇擁、有支持的形象，對群眾的意識、選擇和感受，置之不理。在人事布局與任命的不按常規上，梁政府的決策團隊顯然比曾蔭權政府更上層樓，把「親疏有別」及「用人唯親」深化，以致其決策層被有識之士譏為「雜牌軍」，那正如筆者較早前在這裏指陳，梁政府是拉雜湊合勉強組成的烏合組合（Kledgeocracy）！
上述的事實敍述是「傳統」，而評論可被視為只是反梁者的意見。在新人行新政即不「蕭規曹隨」的前提下，「傳統」可以推倒、反梁的意見更可聽而不聞，然而，這樣做必須「拿出政績」才能服眾；但諷刺的是，梁氏的權力來源京官及其在港代理人，對他的「工作成績」予以肯定，雖非「高度評價」，已與此間輿情有天壤之別，反梁陣營由是更為激動鼓燥，不在話下。
在香港民情強烈反梁的情形下，「權力來源」如此表態，並非香港民情不能上達（置若罔聞是常態），而是梁氏「新政」，即使令他焦頭爛額，卻是根據由北京認可人士全面接管特區政府的京意而部署，梁氏在缺乏民意支持下不顧一切貫徹北京的指示，雖然政績未見（北京肯定會給他一段不短時間比如二至三年以整固其新班子），惟布局已具雛形，因此京官給予嘉許。老實說，如果梁氏不是按照北京的藍圖辦事，便不可能做出這麼多背離民意的事。
三、北京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候在香港落實其「治港藍圖」，筆者有二點看法。
第一是「英國人能為什麼中國人不能？」，這種一早存於中共基因的民族情意結，在中國多方面崛起的現在，更為深刻、彰顯，這即是說，英國人能夠把香港建設成現代化城市，中國人有本事做得更好！而中國人的本事，可從中國「綜合國力」日盛以至成功主辦京奧等國際盛會上充分反映。京官因此信心滿滿，相信只要按照其擬定的路線圖布局，純粹由「國產」人才管治，香港一樣能夠繁榮興盛。
第二是新城前海建成在即，中國在香港試行其規劃的一套，當然有得有失，而總結經驗，加上已培養（不斷淘汰、吸納）了大批人才，正好為數年後對外開放的前海管治團隊做好準備。前海的最終目的在取代香港，成為由北京操控、全面為中國服務的地域性金融中心，筆者相信只要參考「特設城市」的建設，不難成事；有不少人認為中國治下的法治不易取信國際人士，筆者不以為然，以比特區更特的前海，可以在京官幕後操控下，建構令國際人士安心的制度，新加坡便是成例，新加坡有英式法治外殼，實際上法治的貫徹，巧妙地被執政者玩弄於股掌間。這種事實世人皆知，但該國在金融業上不是有與香港爭一日雄長甚且超越香港的架勢嗎？
筆者有點「遠慮」的是，梁振英在「指」控唐英年大宅僭建上開壞了頭（這實大出扯線人意料之外），說大話欠誠信已和他結下不解緣，令這位毫無管治政府經驗的行政長官，失信於民，更難施展「抱負」。半年多來，梁氏與平民百姓及富室巨賈的矛盾，不僅未見紓解，反而愈積愈深，令香港政務未來更易引起「上下交征」的民憤以致愈來愈不易管治。這未必是北京願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