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國的歷法，是年天干為水，地支為火，意味動蕩與變化。
回望2012，究竟發生了什麼？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但2012年大眾顯然更偏好宏大敘事，學者們對於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增長率的爭論熱鬧一整年。對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經濟乾坤顯得少人關注，雖然官方開年伊始就確定不再“保8”，將全年GDP增長目標設定為7.5%。
儘管如此，當2012年第二季度出現7.6%的增長，三年來首次低於8%的數據，卻引發業界關於經濟硬著陸的擔憂。隨後PMI與進出口等數據相繼步入年內低谷，甚至引發再來一次四萬億刺激的判斷。
如今來看，不少機構預測略輸準頭，即使世界銀行也剛剛調整中國全年GDP增速預期，由年中8.2%調低至7.7%。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中國經濟雖有遠慮，但近憂可解，2012經濟在第三季度末觸底回升，具體可以參見筆者以往專欄《中國經濟政策的教訓》、《7.6%發出了什麼信號？》。
2013年經濟如何走？ 2012年中國經濟走過了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去庫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經濟復蘇期，進入短庫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項經濟指標應該不會差。這從近期經濟數據可見一斑，中國12月匯豐制造業PMI預覽值為50.9，上月終值為50.5，創下14個月最高水准，這表示經濟步入恢復，製造業活動在進一步擴張。
展望2013全年，經濟增速將溫和回升，同時通貨膨脹也維持溫和，對於經濟業者，這幾乎算是一個好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可能是我們安享的最後的“黃金時間”，將要用盡過去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入世紅利的最後剩餘價值。如果無所作為，2013將是我們未來頗為值得懷念的“美好舊時代”。
更具有歷史視野地考察，中國經濟當前狀態幾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覺良好”：相對高增長伴隨相對低通脹，但是這一狀態注定不能持久。未來中國，不僅應該習慣低於8%的常規狀態，而且應該習慣將增長果實更多反饋民眾。
從2011年末以來，中國消費對於增長貢獻開始超過投資，但按照官方數據，中國當前個人消費僅佔GDP的35%左右，仍低於其他類似國家水平。以往以投資拉動的增長，事實是一種對於人民福利的擠壓，也就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分配中，象徵投資的“大炮”太多而象徵消費的“黃油”太少。
提升消費回饋公眾，並不僅僅是正義的體現，更是符合經濟轉型與效率的必然路徑。正如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所言，歐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於六個制度優勢：競爭、科學、私有產權、醫藥、工作倫理以及消費。其中的產權可謂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經濟權利共享的基礎﹔而消費則還原了工人作為消費者的本性，也間接刺激新一輪的生產。“資本家理解馬克思忽視了的東西：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試圖把他們的工資壓到僅夠維持生存是不合邏輯的。”
當前中國，最可與之比擬當屬舊日蘇聯的輝煌時刻，但是國強並不等於民富。即使當時的蘇聯俾倪歐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針見血的點評：整個冷戰中的最大困惑或許是，蘇聯為什麼不能生產一條優質的藍色牛仔褲？儘管蘇聯能生產戰斗機和氫彈，但他們的牛仔褲卻很糟。
沒有消費的支撐，再多摩天大樓也不過是鋼筋水泥森林而已，經濟轉型也是水中望月。經濟必須能夠回饋民眾，藏富於民的本質是放開管制，無論對於民企還是民眾，如此才能充分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構成中國社會良性轉型的基礎與可能。
老話說，歷史往往會發生驚人的重複，第一次是以喜劇面目，第二次則以鬧劇出現。雖然中國人沒在2012年12月21日等來瑪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卻中見証了高層人事的變動。伴隨著微博新媒體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對放鬆，以往幽微曖昧的權力政治，某種意義上以全民窺探的形式再現，日漸有演變為一場熱門戲劇的趨勢。
然而，這未必是壞事，我們離文革的距離也沒有我們想得那麼遠，“去魅化”本就應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之義。即使官方新華社，近期也破例刊發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紹七常委從政歷程以及相關言論，而常委們的家庭以及財產情況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將告一段落，所謂“新政”，能否落實？2013年，會好麼？筆者希望，2013年能成為期待之年，全面重啟改革之年。
值得重視的是，2013年是必須珍視的寶貴時間窗口，一系列重大改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系統化的全面改革應該重啟。例如，在城鎮化的口號之下，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推薦厘清市場與政府邊界的戰略任務﹔例如，推動意義重大的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推動服務型政府轉型﹔再例如，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同時，強化對債務風險的控制，其中的重點是對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債務風險的控制，等等。
經濟學家吳敬璉近些年一直為此呼籲，他的新著《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亦是重複強調“重啟改革”。他認為中國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
中共“十八大”報告講強調“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那麼，中國還有什麼路？吳敬璉斷言未來只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其二，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
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這是兩條擺在中國面前的靜靜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條，把一條留給下次，或許再也沒有下次了，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歲末總有幾分願景。幸好，魯迅還說過，“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