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

戴耀廷:中共政改 不離法治




中共十八大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模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習近平接任總書記,表明共產黨在文革和八九民運之後,的確明白到政治體制必須進行改革,才能讓自己有機會繼續執政;事實上它也成功完成了一些政治體制改革,這主要見於共產黨的權力領導和移交模式。


一、走向集體領導

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至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共產黨的領導模式基本上仍是以一個人為中心。雖然鄧小平的領導風格與毛澤東的分別很大,也沒有再搞個人崇拜,但他的個人地位仍是遠超同期的其他高級黨員。

到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和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個人色彩逐步淡薄,領導模式走向集體領導方式,最高領導人不能一人說了算,在領導層內,他只是比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較為佔優一些,強人政治不再;正正由於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不再是那麼絕對,才有機會讓其他方面的改革得以實現。

二、權力和平轉移

權力由胡錦濤和平轉移至習近平,意味共產黨能成功建立起一套權力和平轉移的模式。由江澤民把權力移交予胡錦濤,再由胡錦濤移交予習近平,完成第二次的和平權力移交,足證一套有序、和平的權力轉移模式已經穩固下來。

雖然共產黨內派系林立,必然經過激烈的權力鬥爭,在新領導班子內爭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分配,但起碼一切都在幕後擺平,不再出現鬥個你死我活的慘烈之爭。

三、老人干政漸減

上一代領導人還在相當健壯之時已願意把權力交出,由較年輕的一代可有更多時間和更大空間主政。

現在建立的規範是每一代領導人主政十年,時間一到,就得把權力交予下一代領導人;雖然退任的領導人必然仍可在黨內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但老人干政的影響力必會逐漸減低。

四、提供歷練機會

有機會接任的新一代領導人,也會在現有的領導班子出任要職,好讓他們可以表現能力,以爭取黨內認同為接任的最佳人選,亦讓繼任人有更多歷練和建立威望的機會,一旦接任,便可較快、較順利地掌握管治實權。

黨員操守難靠

當然,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上述的政治改革已不足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

「薄熙來事件」正好說明黨內仍然有着一些人希望可以走回過去的強人政治老路;那種仰望政治強人出現、以拯救萬民於水火的政治文化,仍然普遍存於中國人民心中,這正是強人政治在中國地土可以重現的溫床。一旦政治強人再現,過去的政治改革大有可能毀於一旦。

新 任總書記習近平曾多次強調共產黨必須處理貪腐嚴重的問題。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中,他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近年來,一些國家因 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不 過,習近平所能提供的解決方案只是:「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保共產黨人清正廉潔 的政治本色。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既嚴於律己,又加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決不允許以權謀私,決不允許搞特 權。」

「法治」必由之路

貪腐這種老、大、深的陋習,是否單靠共產黨員的個人道德操守便可以根治?現有黨國的防腐敗、打擊貪污的機制明顯不足,否則習近平也不用一上任,就定出反貪腐為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務。

是 以,共產黨要進行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只着眼於領導層權力的移交模式,而必須觸及權力制衡的模式。現有的黨內和國家權力的行使模式,不足以防止強人政治再現、 不足以解決貪腐叢生的問題。沒有足夠制衡,強人政治仍將是纏擾不去的夢魘,而貪腐也必會是永不能根治的蝕肉腐骨的絕症。

政治改革將無可避免地觸及共產黨專政(不是執政)的政治地位。今天,共產黨已到了關鍵的瓶頸位置,未來十年,如不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就真會如習近平所言,有亡黨亡國之憂;走上「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法治之路,可以說是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所不能再迴避的路徑。
 

Paola Subacchi:中國要維穩 須改革締公平

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大期間,鐵路和地鐵站電視屏幕,一直鋪天蓋地的做着直播,但繁忙的北京人似乎並不很關注︰對他們來說,生活還是要過。

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禮節式的權力交接漠不關心,並不出奇,因為所有的重要決定,在大會前其實已做好了,一切都關起門拍板,外界作為極其有限。但這次表面上的無縫權力交接,卻被視為將迎來中國(以及全世界)一個複雜、以及可能非常困難的10年。

經濟築底回升 仍受外圍困擾

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1億多人仍生活在官方貧困綫以下,名義人均收入剛剛超過6,000美元,在這樣的情況下,穩健的經濟增長必須維持。剛卸任的胡錦濤主席更指,中國總體GDP和人均收入應該在2020年翻一番,這意味着年均7.5%的增長率。但中國可以完成這任務嗎?
最新的工業產出、固定投資和零售數據顯示,中國在最近幾季的經濟減速,很可能已築底回升,但當局仍然謹慎,因為中國的經濟前景,仍然很視乎外圍因素,而外 圍因素目前仍未明朗。盡管如此,大部分獨立經濟學家預計20132017年間年GDP增長率可達77.5%,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更加 樂觀,達到了8.28.5%

經改決策規劃 較以往更重要

在十八大期間,我們反覆聽到,中國領導人認為未來幾年最大的政策挑戰,是將經濟增長模式,由「出口導向型」轉為更加穩固的「依賴國內消費型」。有關的轉型 已經相當迫切,因為美國和歐洲,已不可能為中國出口提供很大的支持。事實上,盡管2012年首9個月,中國向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增長超過了10%,但人們 仍預計,中國在2012全年的貿易增長將低於其10%的目標。

收入增長和家庭儲蓄率的下降,對於中國的增長模式轉變具有關鍵作用。要做到上述兩者,關鍵改革是大前提。比如,改善醫療、教育和養老條件,並使之符合新興 中產階級的需求和期望,便可鼓勵家庭將更大部分的收入用來消費。同樣地,提高銀行儲蓄利率,則能夠在不減少市民收入的情況下降低儲蓄。

與此同時,中國沿着鄧小平30年前定下的市場經濟路綫繼續改革,決策也將變得愈來愈複雜。中國經濟要沿着其所希望的方向前進,又要不產生動盪,這便使得正確的政策措施協調和出台次序變得極其重要。一些中國同事告訴我,良好規劃決策在未來10年的改革中,比以往更為重要。

特別是在國企改革和進行銀行自由化時,新領導人需要注意實體經濟和擴張中的金融部門之間的聯繫。從商品到金融資產,價格形成應該更加市場化、更加透明,而 資本配置也應更有效率,尋租(Rent Seeking)和腐敗的空間亦要抑制。此外,隨着人民幣繼續穩步國際化,國內金融自由化也應該與更深層的全球一體化同步的進行。

從胡錦濤的十八大開幕詞看,未來幾年的關鍵問題,將是國家和市場的關係。不過,改革將繼續是自上而下的、漸進的,特別是在金融改革上,因為這將是未來10年的改革重點。

改善收入不平等 維持凝聚力

許多中國人認為市場紀律可以帶來公平競爭,有助於消弭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事實是中國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堅尼系數(用於衡量收入不平等性的指標)達到 了0.438,與美國相當,離北歐平等社會(英國除外)還遠。而不公平的資源配置,即個人和家族因擁有豐厚的政治人脈而致富的問題,也變得愈來愈難以糾 正。

因此,未來10年的一個關鍵問題將是,隨着經濟和政治進一步改革,中國當局的增長目標是否仍能維持社會的凝聚力。經濟蛋糕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如要社會繼 續穩定,關鍵便在於社會是否更為公平。這對於新領導人來說是顯而易見,但他們是否能夠做好必須的制度改革,則仍有待觀察。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各種地域與全球事務,時常被傳媒引用作國際事務的資訊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