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台北、深圳、上海四城文化人，每年踫頭一次，這個「四城文化交流會議」原來已開到第十四年，九七年由榮念曾牽頭成立。我參加了幾年，加入政府後便淡出，今年再度出席，十年人事，四城之間，不知不覺間已互換位置。
今年，台北年會主題是文化政策與城巿發展，自馬英九成功連任後，提出文化國力，找來香港人熟悉的作家龍應台，當上新成立的文化部長。同一時間，香港新政府也提出成立文化局，並傳出大熱人選是文化人黃英琦。結果呢？大家都知道，台北龍應台順利登場，香港黃英琦中箭下馬，文化局架構重組也胎死腹中。今天香港與台北互換了位置，香港變了九十年代的台北，政治爭議主導一切。文化人既想打破官僚操控，但又怕新成立的文化局不向本地文化界負責，反而向中央負責，成了中宣部洗腦工具。
而台北又變了九十年代的香港，那年頭香港流行以建造、營運及移交處理一切文物保育及公共空間。結果出現了尖沙咀水警總部那種徹底商業化的保育項目，成為名牌商場及自由行消費場。台北文化界同樣關心華山創意園經營權外判後，會否變成另一個時尚消費場，又會否與文創愈來愈不相干。
今天各政府提倡創意產業，內地創意園區多不勝數。在產業背後若欠缺文化創新，這些產業園的可持續性，實在成疑。以深圳宣傳的黃貝嶺附近古玩城為例，人流稀小，上週到訪不少店鋪貼出轉讓告示，內裡出售大同小異的仿古玉器文物。當政府過份側重創意的產值及商業價值，是倒果為因，因文化產業的基礎在於創新。當文化、藝術、設計及媒體教育備受忽視，在地的風土、傳統文化資源不受重視，創新環境薄弱時，任何商業營運的創意園區，都有可能逐步變質成由餐飲業、零售業主導的商場，只不過裹上一層文化和潮流的包裝而矣。
因此，無論上海及深圳如何標榜他們文化產業高產值，也掩蓋不了內地創新環境無法跟上的事實。國企壟斷巿場、國進民退、中小民企難發展、官方審查等，均在窒礙他們的文化創新。內地、香港及台灣均面對同樣問題，要在產業內追求創新，並不容易，你看香港的電視工業便知。但是，創新除了來自政府資助外，其實也可走第三條路：即通過社會企業形式，實驗社會創新項目，用節儉低成本進行創新，即所謂Frugal innovation，也可以用群眾集資方式Crowd Finance來籌集本，香港近年在這方面有不少成功案例。
自從告別官場，創辦了《主場新聞》後，不斷有人問我這個網絡媒體究竟有沒有Business Model， 既不收廣告，又不收月費。我一直在摸索究竟能否在沒有資本市場操作下實現一個創新的運作模式，走出第三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