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1日星期二

許紀霖:知識分子的底線與責任——從莫言領獎談起




編按125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許紀霖,應「Co-China」的邀請,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演講。早前,許教授曾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評論,引起內地與海外關注。演講當天,適逢莫言擧程赴歐領獎,許教授即從莫言談起。他認為,莫言代表了當下內地知識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鐵路車廂內的電視上,看到一張熟悉的臉:莫言。他擧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我想從莫言談起。

批評莫言內地不刊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天,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麼要批評莫言〉。人家喜事的時候我去沖喜,結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圍攻。這條微博被轉了3萬多次,評論有近萬條,是我發微博以來回應最大的一次。

後來為了澄清為什麼要批評莫言,我又在香港報紙發表了一篇〈雞蛋與高牆〉。莫言獲獎後,反對的聲音在內地報刊出不來,所以我只能在香港發聲。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裏有一種很強的中國農民的原始欲望,通過這種文化對當下的批評和反抗,這是讓我們對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講話〉)。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來最大紅大紫的時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動的、沒有人逼迫的他發表了一首打油詩,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白蛛吐絲真網蟲,黑馬竄稀假憤青。為文蔑視左右黨,當官珍惜前後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說他不關心政治,對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現實中的表現,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兩人。

莫言坦率地承認,在作品中他是「膽大包天」、「色膽包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是「孫子」、「懦夫」、「膽小鬼」。這樣的「雙重人格」在中國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這和我們說的「底線」有關。

當然,莫言是不是「知識分子」,這要看我們怎麼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來說,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不是學者,而是作家,比如劉賓雁、劉心武、王蒙。他們繼承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作家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認為他們和知識分子沒有關係了?和良知沒有關係了?他們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從莫言談起,是因為如果莫言只是個案,真的不應該把他拉出來討論,這對他不公平。問題是我發現,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主流。為什麼說是「主流」呢?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墮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來以後,很多人為他辯護。有個也是手抄〈講話〉的作家,他覺得很後悔,但是他想自己當時為什麼會去抄呢?他說,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澤東時代的迫害,照理說他是不應該抄的。他回想說,他好像覺得手抄〈講話〉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嗎?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許很見外。

莫言曾受過迫害

今天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所說的很多底線──包括道德的底線、政治的底線、學術的底線──都在被突破。大家覺得薄熙來可怕,是因為他是個沒有底線的人,跟一個沒有底線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現的情是,很多知識分子,照理說是對底線問題最有自我意識的人,今天卻失去了底線,底線變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線。有個評論者,如此嘲笑對手抄〈講話〉的批評者:「我們早就放下了,你們為什麼還沒放下呢?」放下的是什麼東西?在我看來,放下的是底線。被輕描淡寫地、非常優雅地放下了,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都行。問題很嚴重,這是時代的病徵。過去中國古代士大夫是最講道統的,道統和倫理、道德的底線有關。這些人都放下了,還指望誰去堅守呢?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大陸,有兩種放下底線的知識分子。

一種是「價值虛無主義者」。這種人覺得什麼都放得下,是非善惡已經說不清楚了。抄〈講話〉怎樣?歌頌「唱紅打黑」又怎樣?這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也」,充其量只是場遊戲而已。他們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對待一些在我們看來和氣節有關的問題。有人為莫言辯解說,莫言當年發表《豐乳肥臀》後,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覺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風順的,我還可以理解,因為他沒有親身感受過〈講話〉所代表的極左路線的危害。但莫言是從那個左的時代走過來的人,好了傷疤忘了痛,難道就這樣輕易地「放下了」嗎?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恐怕有些東西是不能忘記的。走了一趟重慶,沒人逼你,就主動出來唱讚歌了。我發現,如今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瀰漫覑濃郁的價值虛無主義,什麼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獎,是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屁股決定腦袋的人

另一種是「犬儒主義者」。這種人內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時比誰都明白,但是屁股決定腦袋,坐在什麼位置上就做什麼事,在什麼山唱什麼歌,隨波逐流。這種犬儒哲學如今在大學生當中相對普遍。談到現實比誰都憤青、憤世嫉俗,但是一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比誰都主動積極地去適應自己所痛恨的體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惡體制,一方面主動適應體制。錢理群老師對北大、清華所代表的學生精英有個批評,他把這些人稱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因為他們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這個體制裏,通過什麼方式,能獲得最大利益。

今天,這兩種人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裏已經成為主流了,這是讓我很憂慮的。底線,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來愈模糊;雖然存在,卻不具有實際的意義,是用來衡量別人的標準。

過去孔子講「狂狷之道」。狂者,有所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今天,我們不能對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為善。但是有個標準,在我看來不是逼人為善,而是底線,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要求自己成為「狷者」。

誰既憎惡又主動適應體制

做「狂者」很難,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恐怕只有聖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應當做的那條底線。簡單地說,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裏,首先是不作惡,或不與惡為伍。如果與惡為伍是被逼迫的,那還可以理解。但問題是,今天很多時候不用付代價,很多人卻做不到有所不為。比如,不加入手抄〈講話〉,並不意味覑你要付出什麼代價。有兩位當代女作家王安憶、方方就拒絕了。但近百位作家卻做不到,失去了底線的判斷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聖人,不是君子,只是個「正派」的人,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應該對自己有這樣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情下,守住本分。作為學術人,不違背自己的學術良心去說假話,作假證。作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線。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惡人,我們只能說他們是平庸。平庸者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漢娜.阿倫特所批評的「平庸的惡」,他只把自己變成執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積極主動。莫言還算不上「平庸的惡」,他屬於另一種類型:「平庸的鄉愿」。

「平庸的鄉愿」不主動作惡,只是好好先生,識時務,隨大溜,消極地附和惡,但「平庸的鄉愿」是與「平庸的惡」一樣,都是惡的體制之基礎。薄熙來事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是,文革很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怎麼搞起來的?不是一兩個領袖腦子發昏,而是下面有群眾基礎,有一幫「平庸的惡」,也有更多的「平庸的鄉愿」。這些平庸者,內心沒有底線,只是「識時務」者,跟覑最有權勢、最有市場效應的人走,於是一場悲劇就發生了。

體制的黑暗有多猖獗

今天我們要改革政治體制,這當然很重要。但不要以為體制是外在於我們的,所有的黑暗都是體制造成的,好像我們個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負任何道德責任,黑暗在的時候一個個都跪覑,黎明來臨之後都一個個站起來「控訴」。其實,體制的黑暗就在我們的靈魂裏,我們就是體制的一部分。體制在今天已經內化為我們每個人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們當然要爭取體制的變革,但是在體制暫時還無法改變的時候,並不意味覑我們就可以放縱自己、原諒自己,什麼都行。不,即使在某個崗位上,都有將槍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責任。

改變自己,要對各種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東西說「不」。如果有更多人這麼做的話,我想體制的黑暗不會這麼猖獗。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進步很多。過去是你沒有不作為的自由,今天不作為的自由還是有的。空間是自己爭取來的,不是人家恩慈給你的。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內心的蠟燭,就是底線。
 

廖綺華: 莫言是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

莫言以其一系列「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的小說作品,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能得此殊榮,莫言應是一個好作家。評委稱頌莫言的作品揭露社會黑暗面,以嘲諷和挖苦來鞭撻政治的虛偽,赤裸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的殘酷。但莫言之言行,跟他的作品一樣,呈現了中國和中國人的荒唐與荒謬。

莫言日前說他愛獨來獨往,別人不能脅迫他做事表態云云。其實他只是怕發表中共不想聽見的言論而已。今年春天,有出版社發起百人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抄的一段:「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按照莫言夫子自道,他應是樂意作這件歌功頌德的事,而且十分認同他所抄寫的這段內容。莫言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亦是共產黨員,他根本就是極權體制內的一員。

其後,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出席座談會,又談到政治話題。他認為「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故此文學遠較政治美好,建議讀者多關心文學,少關心政治。文學與政治可以如此分割嗎?莫言是在偷換概念。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都有其思想方向、政治理念,而將這些思想理念著書立說,自成一家。文學中當然有不涉政治的風花雪月,但在文學的類別中,小說尤其能反映現實人生,揭露社會現狀。所謂事假情真,小說就是最不能與政治分離的,莫言對此功能很清楚。一九○二年,梁啟超發表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認為小說是改革社會最有效的工具,舉凡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的改良,都需由更新小說入手。文學獎的評委就是稱頌莫言的小說,揭示中國的黑暗政治體制下的民生而頒獎給他。

莫言不是王菀之。王菀之或真是對香港當前政治環境一無所知,所以發表其討厭政治論;而莫言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資深作家、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對身處的社會有深刻認識和體會,他很清楚人類生活絕對要受政治左右,與我們息息相關。在極權政府統治下的作家不能暢所欲言,大家都會理解。莫言或真是愛獨來獨往;筆名「莫言」,或曾有對世情想沉默的想法,但聽其言,觀其行,我們別指望他有知識分子的靈魂和獨立人格了。

十二月十日大陸《環球時報》社評認為「莫言拒談政治,是對文學的保衞」。對於中共來說,甚麼都只是工具,包括人。想要利用文學時,就說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想要自圓其說時,就說文學要與政治分離;又說「莫言無意間成為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說得很對,從這次莫言得獎後的言行,的確更能令人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由梁啟超推崇小說的功能始,經過了一百一十年,中國作家終於得了殊榮,但得獎者只是如此一種狡猾的「貨色」,還不令世人大開眼界嗎?

廖綺華  自由撰稿人


 

無待堂: 扭.曲

關於身陷囹圄的異見者、對於套在中國作家頭上的審查制度,莫言是黨中人,自然是不想回答。但是這簡單的一答,莫言也扭擰出一大段;甚麼作家也有不回答自由、他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也不回答、異見者入獄一定有複雜的理由而他沒有深入了解諸如此類。

小小的問題,說就說、不說就不說。這扭,讓我們看見一個扭曲的人、一顆徹底扭曲的心靈。政治,一個字都談不得。即使是獲得西人的無上光榮,也談不得。他甚至會真心叫你少談政治,關注多點「美好的文學」。莫言寫了很多中國的現狀、隱喻了好多,可是偏偏不可以宣諸於口,一個字都不能多說。好像清代的老弱文人拿著酒妓的小腳丫子意淫一番,目光視線都聚焦在一處看似無關痛癢,心裡想的又是別的東西,東張西望,裝摸作樣。大大方方,視為失禮。

我能夠想像莫言在長年的壓抑中倒也壓出了樂趣;在殘暴的世界,賴活出了快樂;在封閉的書寫中,扭出了官方和他自己都可以接受的故事。好像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的奴隸們,在慘無人道的暴力環境,竟會生出感情、疼痛之中也有一股陰暗的快樂。生命在多麼惡劣的環境,都總可以適應和生存。中國人的生命力也很強,他們好像一棵一棵被石屎封住了根莖的大樹,根莖只能往更幽微更陰暗處伸展、在沒人看見的角落吸取養份。他們是生存下來了,但是生命的形狀已經扭曲。飢荒和文革,令他們成了一群創傷症候群患者。他們說,低頭吧,終究是要活下去的。

因此中國人再富,都是心理反常的一群 —— 他們壓抑別人,也自我壓抑。莫言寫得再多再好,他都不敢稍微抬一下頭。他們明明焦燥不安,卻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要求。中國人真實的慾望、主張、願望——他們所謂的「政治」—— 都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伸展。但他們可以在暗處拿著一隻腳丫子獲得壓抑的性滿足 —— 賣黑心食物、販賣人口、結黨營私、入黨出國、殘民以逞,這是他們另類渠道的慾望滿足。

魯迅寫過中國人:「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然今天之中國人,像莫言,受過大災難,懂得「感恩」,不一定要碰到生殖器,只要見著短袖子,也有意淫的快樂了。因此樹人續道:「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在權力和群體的剪刀之下,長得扭曲屈折的盆栽是活下來,但也付出沉重代價 —─ 生命的盆栽,就算局部修飾得再美,亦不復本來的完整奔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