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2月5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許紀霖，應「Co-China」的邀請，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演講。早前，許教授曾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評論，引起內地與海外關注。演講當天，適逢莫言擧程赴歐領獎，許教授即從莫言談起。他認為，莫言代表了當下內地知識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鐵路車廂內的電視上，看到一張熟悉的臉：莫言。他擧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我想從莫言談起。
批評莫言內地不刊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天，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麼要批評莫言〉。人家喜事的時候我去沖喜，結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圍攻。這條微博被轉了3萬多次，評論有近萬條，是我發微博以來回應最大的一次。
後來為了澄清為什麼要批評莫言，我又在香港報紙發表了一篇〈雞蛋與高牆〉。莫言獲獎後，反對的聲音在內地報刊出不來，所以我只能在香港發聲。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裏有一種很強的中國農民的原始欲望，通過這種文化對當下的批評和反抗，這是讓我們對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講話〉）。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來最大紅大紫的時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動的、沒有人逼迫的他發表了一首打油詩，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白蛛吐絲真網蟲，黑馬竄稀假憤青。為文蔑視左右黨，當官珍惜前後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說他不關心政治，對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現實中的表現，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兩人。
莫言坦率地承認，在作品中他是「膽大包天」、「色膽包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是「孫子」、「懦夫」、「膽小鬼」。這樣的「雙重人格」在中國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這和我們說的「底線」有關。
當然，莫言是不是「知識分子」，這要看我們怎麼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來說，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不是學者，而是作家，比如劉賓雁、劉心武、王蒙。他們繼承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作家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認為他們和知識分子沒有關係了？和良知沒有關係了？他們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從莫言談起，是因為如果莫言只是個案，真的不應該把他拉出來討論，這對他不公平。問題是我發現，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主流。為什麼說是「主流」呢？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墮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來以後，很多人為他辯護。有個也是手抄〈講話〉的作家，他覺得很後悔，但是他想自己當時為什麼會去抄呢？他說，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澤東時代的迫害，照理說他是不應該抄的。他回想說，他好像覺得手抄〈講話〉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嗎？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許很見外。
莫言曾受過迫害
今天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所說的很多底線──包括道德的底線、政治的底線、學術的底線──都在被突破。大家覺得薄熙來可怕，是因為他是個沒有底線的人，跟一個沒有底線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現的情是，很多知識分子，照理說是對底線問題最有自我意識的人，今天卻失去了底線，底線變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線。有個評論者，如此嘲笑對手抄〈講話〉的批評者：「我們早就放下了，你們為什麼還沒放下呢？」放下的是什麼東西？在我看來，放下的是底線。被輕描淡寫地、非常優雅地放下了，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都行。問題很嚴重，這是時代的病徵。過去中國古代士大夫是最講道統的，道統和倫理、道德的底線有關。這些人都放下了，還指望誰去堅守呢？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大陸，有兩種放下底線的知識分子。
一種是「價值虛無主義者」。這種人覺得什麼都放得下，是非善惡已經說不清楚了。抄〈講話〉怎樣？歌頌「唱紅打黑」又怎樣？這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也」，充其量只是場遊戲而已。他們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對待一些在我們看來和氣節有關的問題。有人為莫言辯解說，莫言當年發表《豐乳肥臀》後，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覺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風順的，我還可以理解，因為他沒有親身感受過〈講話〉所代表的極左路線的危害。但莫言是從那個左的時代走過來的人，好了傷疤忘了痛，難道就這樣輕易地「放下了」嗎？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恐怕有些東西是不能忘記的。走了一趟重慶，沒人逼你，就主動出來唱讚歌了。我發現，如今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瀰漫覑濃郁的價值虛無主義，什麼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獎，是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屁股決定腦袋的人
另一種是「犬儒主義者」。這種人內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時比誰都明白，但是屁股決定腦袋，坐在什麼位置上就做什麼事，在什麼山唱什麼歌，隨波逐流。這種犬儒哲學如今在大學生當中相對普遍。談到現實比誰都憤青、憤世嫉俗，但是一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比誰都主動積極地去適應自己所痛恨的體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惡體制，一方面主動適應體制。錢理群老師對北大、清華所代表的學生精英有個批評，他把這些人稱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因為他們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這個體制裏，通過什麼方式，能獲得最大利益。
今天，這兩種人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裏已經成為主流了，這是讓我很憂慮的。底線，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來愈模糊；雖然存在，卻不具有實際的意義，是用來衡量別人的標準。
過去孔子講「狂狷之道」。狂者，有所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今天，我們不能對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為善。但是有個標準，在我看來不是逼人為善，而是底線，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要求自己成為「狷者」。
誰既憎惡又主動適應體制
做「狂者」很難，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恐怕只有聖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應當做的那條底線。簡單地說，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裏，首先是不作惡，或不與惡為伍。如果與惡為伍是被逼迫的，那還可以理解。但問題是，今天很多時候不用付代價，很多人卻做不到有所不為。比如，不加入手抄〈講話〉，並不意味覑你要付出什麼代價。有兩位當代女作家王安憶、方方就拒絕了。但近百位作家卻做不到，失去了底線的判斷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聖人，不是君子，只是個「正派」的人，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應該對自己有這樣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情下，守住本分。作為學術人，不違背自己的學術良心去說假話，作假證。作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線。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惡人，我們只能說他們是平庸。平庸者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漢娜．阿倫特所批評的「平庸的惡」，他只把自己變成執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積極主動。莫言還算不上「平庸的惡」，他屬於另一種類型：「平庸的鄉愿」。
「平庸的鄉愿」不主動作惡，只是好好先生，識時務，隨大溜，消極地附和惡，但「平庸的鄉愿」是與「平庸的惡」一樣，都是惡的體制之基礎。薄熙來事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是，文革很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怎麼搞起來的？不是一兩個領袖腦子發昏，而是下面有群眾基礎，有一幫「平庸的惡」，也有更多的「平庸的鄉愿」。這些平庸者，內心沒有底線，只是「識時務」者，跟覑最有權勢、最有市場效應的人走，於是一場悲劇就發生了。
體制的黑暗有多猖獗
今天我們要改革政治體制，這當然很重要。但不要以為體制是外在於我們的，所有的黑暗都是體制造成的，好像我們個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負任何道德責任，黑暗在的時候一個個都跪覑，黎明來臨之後都一個個站起來「控訴」。其實，體制的黑暗就在我們的靈魂裏，我們就是體制的一部分。體制在今天已經內化為我們每個人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們當然要爭取體制的變革，但是在體制暫時還無法改變的時候，並不意味覑我們就可以放縱自己、原諒自己，什麼都行。不，即使在某個崗位上，都有將槍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責任。
改變自己，要對各種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東西說「不」。如果有更多人這麼做的話，我想體制的黑暗不會這麼猖獗。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進步很多。過去是你沒有不作為的自由，今天不作為的自由還是有的。空間是自己爭取來的，不是人家恩慈給你的。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內心的蠟燭，就是底線。
廖綺華: 莫言是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
莫言以其一系列「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的小說作品，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能得此殊榮，莫言應是一個好作家。評委稱頌莫言的作品揭露社會黑暗面，以嘲諷和挖苦來鞭撻政治的虛偽，赤裸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的殘酷。但莫言之言行，跟他的作品一樣，呈現了中國和中國人的荒唐與荒謬。
莫言日前說他愛獨來獨往，別人不能脅迫他做事表態云云。其實他只是怕發表中共不想聽見的言論而已。今年春天，有出版社發起百人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抄的一段：「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按照莫言夫子自道，他應是樂意作這件歌功頌德的事，而且十分認同他所抄寫的這段內容。莫言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亦是共產黨員，他根本就是極權體制內的一員。
其後，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出席座談會，又談到政治話題。他認為「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故此文學遠較政治美好，建議讀者多關心文學，少關心政治。文學與政治可以如此分割嗎？莫言是在偷換概念。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都有其思想方向、政治理念，而將這些思想理念著書立說，自成一家。文學中當然有不涉政治的風花雪月，但在文學的類別中，小說尤其能反映現實人生，揭露社會現狀。所謂事假情真，小說就是最不能與政治分離的，莫言對此功能很清楚。一九○二年，梁啟超發表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認為小說是改革社會最有效的工具，舉凡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的改良，都需由更新小說入手。文學獎的評委就是稱頌莫言的小說，揭示中國的黑暗政治體制下的民生而頒獎給他。
莫言不是王菀之。王菀之或真是對香港當前政治環境一無所知，所以發表其討厭政治論；而莫言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資深作家、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對身處的社會有深刻認識和體會，他很清楚人類生活絕對要受政治左右，與我們息息相關。在極權政府統治下的作家不能暢所欲言，大家都會理解。莫言或真是愛獨來獨往；筆名「莫言」，或曾有對世情想沉默的想法，但聽其言，觀其行，我們別指望他有知識分子的靈魂和獨立人格了。
十二月十日大陸《環球時報》社評認為「莫言拒談政治，是對文學的保衞」。對於中共來說，甚麼都只是工具，包括人。想要利用文學時，就說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想要自圓其說時，就說文學要與政治分離；又說「莫言無意間成為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說得很對，從這次莫言得獎後的言行，的確更能令人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由梁啟超推崇小說的功能始，經過了一百一十年，中國作家終於得了殊榮，但得獎者只是如此一種狡猾的「貨色」，還不令世人大開眼界嗎？
廖綺華 自由撰稿人
無待堂: 扭．曲
關於身陷囹圄的異見者、對於套在中國作家頭上的審查制度，莫言是黨中人，自然是不想回答。但是這簡單的一答，莫言也扭擰出一大段；甚麼作家也有不回答自由、他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也不回答、異見者入獄一定有複雜的理由而他沒有深入了解諸如此類。
小小的問題，說就說、不說就不說。這扭，讓我們看見一個扭曲的人、一顆徹底扭曲的心靈。政治，一個字都談不得。即使是獲得西人的無上光榮，也談不得。他甚至會真心叫你少談政治，關注多點「美好的文學」。莫言寫了很多中國的現狀、隱喻了好多，可是偏偏不可以宣諸於口，一個字都不能多說。好像清代的老弱文人拿著酒妓的小腳丫子意淫一番，目光視線都聚焦在一處看似無關痛癢，心裡想的又是別的東西，東張西望，裝摸作樣。大大方方，視為失禮。
我能夠想像莫言在長年的壓抑中倒也壓出了樂趣；在殘暴的世界，賴活出了快樂；在封閉的書寫中，扭出了官方和他自己都可以接受的故事。好像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的奴隸們，在慘無人道的暴力環境，竟會生出感情、疼痛之中也有一股陰暗的快樂。生命在多麼惡劣的環境，都總可以適應和生存。中國人的生命力也很強，他們好像一棵一棵被石屎封住了根莖的大樹，根莖只能往更幽微更陰暗處伸展、在沒人看見的角落吸取養份。他們是生存下來了，但是生命的形狀已經扭曲。飢荒和文革，令他們成了一群創傷症候群患者。他們說，低頭吧，終究是要活下去的。
因此中國人再富，都是心理反常的一群 —— 他們壓抑別人，也自我壓抑。莫言寫得再多再好，他都不敢稍微抬一下頭。他們明明焦燥不安，卻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要求。中國人真實的慾望、主張、願望——他們所謂的「政治」——
都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伸展。但他們可以在暗處拿著一隻腳丫子獲得壓抑的性滿足 —— 賣黑心食物、販賣人口、結黨營私、入黨出國、殘民以逞，這是他們另類渠道的慾望滿足。
魯迅寫過中國人：「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然今天之中國人，像莫言，受過大災難，懂得「感恩」，不一定要碰到生殖器，只要見著短袖子，也有意淫的快樂了。因此樹人續道：「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在權力和群體的剪刀之下，長得扭曲屈折的盆栽是活下來，但也付出沉重代價
—─ 生命的盆栽，就算局部修飾得再美，亦不復本來的完整奔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