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日是關係極其密切的東亞近鄰，彼此在互動中成長。雖然「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等老調並非客觀的學術陳述，卻多少反映中日兩國人 民的主觀感情。[1] 中日在地理上絕非「一衣帶水」，歷史上多少使節、商人及僧侶被相隔兩地的汪洋大海吞噬。既非太近、亦非太遠的距離令歷代日本在吸納中國文化時，能夠保持自
身文化的主體性及民族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圈外圍的日本善於將中國文化本地化，以豐富日本文化的內涵。
日本自古受中華文化薰陶，唐風興起，與和風互相輝映及融合。即使日人自隋唐以來積極吸納中國文化以開拓其現代性，但從未因此忘記自身的民族及文 化認同。以修史為例，奈良前期朝廷差不多同一時間編纂了兩部史書：《古事記》(712)及《日本書記》(720)。前者借用漢字作日文音標，內容充滿本土 意識；後者用中文寫成，而且體裁、甚至故事多參考中國史籍。這種二元文化發展取向正代表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似近還遠，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2]
即使到了儒學、漢文及唐風大盛的德川時代(1603-1868)，儒者從未忘記日本人的身份，並努力將儒學本地化。[3]
其實不少德川儒者同時也是神道家，甚至明言或暗示儒學中心已東移日本。即使造夢見中國三代聖賢及講漢語要使用中國人口音的大儒荻生徂徠
(1666-1728)也絕非忘本之中國崇拜者，他只是想借古代中國為德川日本所用而已。德川儒者對中國的感情十分複雜，多抱厚古薄今的態度，他們也許仰
慕中國三代聖賢之遺風，但對眼前中國卻評價不高，甚至以滿清為夷狄入主的「他者」(the other)。儒者兼兵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便蔑稱清朝為「外朝」及「異朝」，認為日本才配稱「中華」及「中朝」。
近現代以降，時移勢易，主客互換，日本反過來成為中國尋找現代性(modernity)及身份認同(identity)時的重要參考。在兩國政 治外交緊張，甚至兵戎相見之際，中國從日本引進現代語彙、制度、技術及思想。日本從昔日被中國人忽視的「東夷」及「倭人」，搖身一變成為可敬可畏的世界級
強國。相反，對日本人而言，中國從以往的「上國」淪為「他者」，他們對中國形成「貴古賤今」的態度。[4] 中國人的抗日意識及日本人的「支那批評論」都有助兩國建立及鞏固近代國家的意識形態。
近現代中日在互動中尋找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現代性是指在近代化(modernization)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 的文化趨勢及價值取向。究竟如何將西方標準及自國傳統融合成為中日知識份子的共同關注。近現代日本經歷從明治初期的熱衷西化，至明治後期的回歸日本及東亞
傳統，直至戰後日本才尋找到適合將西方標準及自國傳統融合的歷史士壤。對中國人而言，在西方及中國模式外，還有日本模式可供參考。[5] 近百年中國在多方面尋找現代性時，日本總是陪伴左右。反日情緒無礙中國向日本取經的決心。清末民初，日本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模範，戰後中國經濟現代化多借助
日本，當今日本流行文化成為中國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參考。[6]
身份認同是指在近代化及全球化下的民族及文化認同，涉及在日本人、中國人、東亞人及地球人等錯綜複雜及重疊的身份中如何取捨及決定優先次序。 [7] 在尋找自我(self)時，中日均不時以對方作為「鏡像自我」(looking glass self)，彼此十分在意對方對自己的看法，並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
現代性及身份認同是近現代東亞史上的兩大重要課題，對理解中日交流史很有啟發。承蒙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慷慨資助，我們在2010至2011年度 結集北美、日本及中國兩岸三地的代表學者，組成十多人的跨國研究團隊，從事「從近現代日中文化交流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探索」(Searching
for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Japan-China Cultural Flows in the Modern Period) 的研究項目。本書跟一般中日文流史的論文集有所不同：第一，這不是傳統的歷史研究，而是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執筆者來自不同的學術背景，各自從擅長的領域撰
文，從歷史、考古、思想、書法、教育、電影及流行文化等不同角度，探討近現代中日兩國如何在對方身上尋找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第二，這不是拉雜成書的 論文集，而是有主題的研究成果，所有文章對瞭解近現代日中兩國的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均有啟發。第三，這不是單方面強調日本如何影響近現代中國的陳述，而是以
中日歷史互動為切入點的分析。第四，本書非以專家同行為重要對象，而是針對廣大的大學生，希望加深他們對東亞歷史及文化的認識及興趣。
本研究在結構上分三大部份：文化交流篇、思想交流篇及政經交流篇。文化交流篇重新檢視近現代日本對中國的複雜情懷及從考古與流行文化所反映的中 日文化互動。明治日本的中國情懷十分複雜矛盾。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不少日本人對中國失去昔日的敬意，儘量與其保持距離，甚至以它作為反面教材。[8] 福澤諭吉(1835-1901)的「脫亞入歐論」及岡千仞(1832-1914)的「支那三毒論」(經毒、煙毒及貪毒) 便是這種貶中態度的代表言論。支那批評論在明治文化人之間十分普遍，也可說成為當時一種主流的中國觀，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充實。明治日本其實有其傳統及親中
一面，例如漢詩及漢學塾十分流行及明治領袖在政治及軍事決定時參考《易經》的占卜。[9] 黃天、王寶平及王曉秋的論文讓我們窺見明治日本人在支那批評論以外的另一種中國情懷，書法家、漢學家及文人墨客對清末民初的中國同行依然尊敬有加，而且積
極跟他們交流與學習。在書法及漢詩等傳統文藝上，中國仍未失其指導者的角色。傅佛果(Joshua Fogel)的研究顯示中日相關的考古文物(金印)如何塑造日本人的自我認同及學術的現代性格。從德川中葉至今，日本學界為金印的五字刻文如何解讀費盡思
量。明治學界用文字訓詁帶出實証學風，透過解讀金印刻文重新思考作為日本人的意義何在。祖運輝及吳偉明則分別從電影及動漫審視身份認同及現代性的形成。戰 後中國電影中日本人形象的變化反映中國人在不同歷史階段尋找新的身份認同。從早年正邪分明的二分法到現在亦正亦邪的日本人形象，中國電影不但脫離泛政治化
的權力支配，也反映中國人在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時，其關注從獨特性(particularity)過渡到普世共通性(universality)。日本 人透過小說、漫畫、動畫及電子遊戲改造中國三國歷史，這種文化改造雖然引起中國一些文化原教旨主義者(cultural
fundamentalist)的攻擊，但是從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的宏觀角度而言，這不但是日本人對中國傳統的致敬方式，更是一種將中國三國歷史據為己有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思想交流篇探討中日文化交流的主客互換現象。早於德川時代已有日人挑戰中國的華夷之辨及中華世界秩序，甚至認為日本才配稱「中朝」，日本才是繼 承三皇五帝及周孔之道的地方。[10]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不但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取代中國成東亞盟主，在思想文化上也要爭取正統及優勢。沈薇薇、徐興慶及王海的論文，分別透過剖析大隈重信
(1836-1933)、小室信介(1852-1885)及司馬遼太郎(1923-1996)的中國觀，明確反映明治以降日本人將日本取代中國作為東方文 明代表的觀點。以大隈重信為例，其主張的「文明調和論」是西洋文明及以日本為首的東方文明的調和，中國文明早被邊緣化。對大隈來說，中國傳統的精華已被日
本吸收，當今積弱的中國只有向日本及西方學習的份兒，而日本願作其「監護人」。小室信介西遊中國後，如很多明治時期訪中的日人般，在目睹晚清朝野的積習流 弊後，對中態度從景仰變成蔑視。司馬遼太郎探索中國文明的本質，得出儒家思想鼓吹漢族中心主義，阻礙中國文明發展的觀點。對反對漢民族中心說及中華思想的
司馬來說，東洋史去中國化是一理所當然的事。任達(Douglas Reynolds) 及陳瑋芬的研究顯示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處處優於中國，學習日本成中國邁向近代化的捷徑。任達探討翻譯西方著作與現代化的關係，指出近代中國人依靠日人翻譯
的西方著作吸收西方知識，其中以百科全書至為重要，有助清末民初中國人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陳瑋芬比較近代中日女子教育，發現日本不論在理念及實踐上都 優於中國。陶德民的文章讓我們明白日本人研究中國時背負的意識形態包袱及身份認同危機。究竟日本人閱讀漢文時是否需要像中國人般「直讀」（或「音讀」）？
還是應該沿用日本行之已久的「訓讀」？這古老問題從德川至今一直纏繞着使用漢語的日本人。[11]
政經交流篇將亦敵亦友的中日政經關係呈現眼前。日本改革政治及經濟的經驗成為近代中國的重要參考，日本人亦積極參與中國的政經活動。可是在另一 邊廂，近代日本對中國的野心表露無遺，不斷加強對中國政經的控制。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跟日本人合作務必倍加小心，企圖在不損民族尊嚴及利益的原則下，借
助日本的經驗及實力，發展中國的政治與經濟。[12] 換言之，就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借日本之力推動現代化，因此身份認同及現代性持續呈現緊張狀態。薄培林及貴志俊彥及的文章分別論述吞併琉球及日本侵華的記
錄。若前者代表日本挑戰中華帝國的秩序及周邊利益，後者則是在直接侵犯中國的主權及核心利益。歷史發展往往十分弔詭，中國向日本學習的時期正是日本侵犯中 國的時期。村田雄二郎、尤怡文(代表) 及遲王明珠從立憲運動、教科書出版及銀行融資看近代中日政經交流的本質。張謇的立憲運動，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出版及上海申新紡織向日方的借貸都是中國借助
日本之力開展現代化的例子，他們同樣受到民族主義的衝擊而受挫折，可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兩者不時存在矛盾及緊張關係。
在全球化急速發展的今天，傳統以血源、地域及習俗為依據的身份認同開始變得模糊，人們透過消費及生活風格(lifestyle)去尋找及釐定自 己的身份。[13] 現代性的定義亦從以往重視的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等「硬力量」(hard
power)，擴大至傳媒、流行文化及價值觀等「軟力量」(soft power)。身份認同及現代性的概念需要重新詮釋。希望這個研究計劃能夠加深我們認識近現代中日兩國如何在歷史互動中互相影響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 這只是一個開始，期待日後出現更多從跨學科角度對當下的中日交流作深入及全面的調查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