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戲院走出來之後，心情一直十分沉重。
《一九四二》給人莫大的震撼
看的是馮小剛導演的新作《一九四二》。電影描述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發生於河南，一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大災難之故事。當時河南大旱，又發生蝗災，鄉民顆粒無收，飢寒交迫，為了活命，不得不離鄉別井，踏上逃荒之路，追尋一線縱然渺茫的生機。但可惜，戰爭，再加上官員貪腐，讓更大的苦難，以至死神，在逃荒的路上，冷酷無情的張牙舞爪。
電影拍得很沉鬱，只見逃荒的人群孤立無援地在大地上湧動，哀鴻遍野，給人莫大的震撼。災民最初都奮力求生，發揮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但隨着無盡的苦難，希望一點一點的被戳破，結果，或棄屍荒野，或販賣妻女，或淪為日奴……一個又一個的倒下，沒有希望，也沒有救贖。縱然偶爾迸發出半點人性勇氣、善良和尊嚴的火花，但在悲慘的命運巨輪之前，都被輾得剎那即滅。
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可恨
片中指出，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更可恨。如非國民黨官員貪腐無能，先向重慶隱瞞災情，到了災情遭揭發後，重慶忌諱輿論，被迫認真開倉賑災，但卻又遭這些官員上下其手，欺上瞞下，剋扣糧食，囤積倒賣，牟取暴利，災民又豈會走投無路。
片中的一幕，由陳道明飾演的蔣介石，叫來主管新聞的官員當面念社評，當念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評，當中揭發了河南慘絕人寰的災情，蔣聽後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避免家醜外傳，動搖國民政府的威望。
近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特稿，題為〈《一九四二》大公報記錄歷史〉，當中進一步憶述這段往事：
當年《大公報》的錚錚風骨
1942
年12 月28 日，《大公報》發表王工碧的長篇通訊〈河南災荒目睹記〉，為全國首篇就河南災情的詳細報道。文章記述，在初秋，賣兒女者尚多，那時一個少女或少婦還可以換百餘斤糧食，有論斤者，可賣至3元一斤，後來因買者絕少，已變為棄兒或送女。《大公報》同時配發的，還有時任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評〈天寒歲末念災黎〉。
到了翌年2 月1 日，《大公報》再發表張高峰題為〈豫災實錄〉的長篇報道，當中再提到，那時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報道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水、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痛苦，還揭露了當時人禍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次日，王芸生再配發長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社評指出：「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結果，歷史裏的蔣介石，就如片中所述一樣，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彼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譽獎章，王芸生美國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民眾嘩然，亦令《大公報》復刊後洛陽紙貴，發行量從停刊前的6
萬份激增至10 萬份。
大饑荒中的記者鐵筆
從中可見，當年的《大公報》，確是一份風骨錚錚，為民請命，敢於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報章。
片中也記述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得知大饑荒的消息後，歷盡千辛萬苦，前往災區採訪，之後《時代》周刊刊出了他撰寫有關河南哀鴻遍野的報道，忌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才讓蔣介石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倉賑災。
從中可見，記者的鐵筆，在一場饑荒中，可以起到如何關鍵的作用。
這些電影情節和史實，讓我想起一個有關民主和饑荒的學術討論。
199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印度經濟學家Amartya Sen，孩童年代曾經歷過導致也是300萬人死亡的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因而不單對饑荒的悲慘，也對饑荒的成因，有深切的體會。他認為饑荒之所以出現，並不是純粹因為食物不夠，而更多的是因為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和不公義，讓食物不能去到飢民手中，才會造成。1981年，他出版了《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對此作出深入的剖析，並把分析對象從孟加拉延伸至史上更多的饑荒，並得出類似的結論。
民主有助防範大饑荒
到了1999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書《Development as Freedom》，進一步大膽提出：
「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
（No
famine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這是因為這些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也要面對輿論批評，因而有極強烈的誘因去設法避免出現饑荒和其他人為的大災難」；
（have
to win elections and face public criticism, and have strong incentive to
undertake measures to avert famines and other catastrophes.）
「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
（a free
press and an a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constitute the best early-warning
system a country threaten by famines can have）
而在同年他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刊登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一文中，他又再指出：
「如果能夠嚴肅看待，饑荒其實是可以預防的，而一個民主政府，面對選舉的壓力，以及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批評，便不能不如此做。毫不意外地，當印度在獨立之前受到英國殖民者統治，一直受到饑荒所折騰……但在獨立之後，建立了多黨民主和享有新聞自由的媒體之後，饑荒便一下子消失。」
新聞自由和反對派是最佳饑荒預警系統
Amartya
Sen的具體研究資料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這個結論也有說得太盡之嫌，而遭一些學者與之商榷。後來他也解釋，他本來的意思是民主可以杜絕大饑荒，但卻不一定可以保證每個人都得到溫飽。
但無論如何，Amartya
Sen的主要論點「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卻普遍受到各界所認同，也為《一九四二》這套電影，以及當年國民黨在河南大饑荒中因缺乏監察而滋生的嚴重貪污，以及打壓新聞自由，因而讓饑荒雪上加霜，災民更加水深火熱，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學術理論註腳。
如能開拍《一九五九》，那才是真正的進步
《一九四二》描述了抗日戰爭期間那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河南大饑荒，然而，於1959至1961年期間，卻有另一場因狂熱和好大喜功而引發的大躍進運動，因而造成3000萬人死亡的全國大饑荒。如果有一天中國能開拍1959年那場死人更多的饑荒，那麼國家才算真正的進步。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鄭天儀：《一九四二》原著作者劉震雲——熬出可笑「中國式荒謬」
劉震雲的報告文學明明叫《温故一九四二》，馮小剛改編成電影後易名為《一九四二》。諷刺的是，香港首映場觀眾的觀後感果然是排除了「温故」，卻突顯 了「知新」功能，本來寫1942年河南一場奪走三百萬人性命的旱災，觀眾聯想到的，竟是當下中國時局的貪官枉法、社會道德淪亡的延綿「人禍」。
在災難中窺見中國式荒誕、苦中逗笑，是劉震雲這位當代中國作家的拿手好戲。
「人餓的時候，沒有複雜的情感層次，只有簡單、直接、粗暴。中國的災難太頻仍了，當災難頻繁發生的時候，嚴峻到了極致都變成了塊冰，融化在幽默的大海。」
經典《雙城記》開門見山的首句：「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套用在描繪中國當下的社會面貌，擲地有聲、可圈可點。
一 個好時代，壞人依舊會做壞事，但處身一個壞時代，好人也做不出什麼好事來，說不定還做起壞事。中國進入了富起來的好時代，但毒奶粉、地溝油、小悅悅事件，
一句「寧可坐在寶馬哭，不願坐在單車上笑」，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社會事件背後，中國崇尚人性善，且以德治為根本的文化國度，道德追求的崩解儼如拆掉祖宗神主 牌？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時代，是智慧的年代，還是愚蠢的年代？
是一個不做好人還理直氣壯的年代？ 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年代？
「不能一竹篙打死一個時代的人，在哪個時代都有好人壞人，樹大有枯枝，不能一概而否定當代的中國人。我的作品也不是在批評任何人，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遺忘歷史。」劉震雲瞪大眼在強調，嗓門都提高了八度。
1993年馮小剛便說要改編《温故一九四二》，但劉震雲強烈反對。「我的這本調查文學沒有連貫的人物、情節和細節，根本是缺乏電影的必備元素，改不成」。劉震雲還請來許多專家說服馮小剛，但馮導始終死不眼閉，結果磨合、折騰了足足十九年，終於把文字搬上大銀幕。
無論是1993年的文學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還是將上映的電影《一九四二》，都令受眾如坐針氈，面對一場對時代、自我和核心價值的自發性嚴刑扣問。
1942年抗戰期間，只不過一場旱災，居然奪走了河南三百萬人的性命。究竟誰是真兇？
是 以炮火入侵中國的日本人？是當時視權力為重要資產的國民政府？是極權統治者只擔心自己權力目中無他人？是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心感一省百姓的性命，與國家
大事相比不值一談而延誤救災？是當時的貪官腐敗到侵吞救災糧食而害死百姓？是不願洛陽城也變災區而拒接受河南難民的自私士兵？大旱之後，又遇蝗災，是愛作 弄人的命運？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哀莫大於自嘲
面對觀眾對電影「借古諷今」的臆測，馮小剛重申自己並非在拍一套反貪電影，他只希望提供一面鏡子讓中國人認真面對自己。「人貴乎知醜，否則是沒有希望的。」
馮導堅持十九年拍攝這齣戲的動機相當簡單，他希望觀眾從現象中看到本質，亦即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從民眾面對災難的態度，看到人民極端自私、目光短淺、被生活扭曲的人性，你便會明白我們身處的這個年代，為何會變成這樣？」
不過，故事的「始作俑者」兼《一九四二》的編劇劉震雲當年創作這報告文學，並沒有像馮小剛要追尋民族性的宏願。作為河南旱災生還者的後裔，他對1942年夏到1943年春在家鄉發生的這場觸目驚心大旱災，竟然毫不知情，更不解是連當年生還者都開始遺忘這場浩劫。
外 表粗獷，長得有點像農民的劉震雲，生於1958年河南省延津縣，當過兵的他，內心卻細膩如絲，尤其對歷史的敏感度。1987年後連續發表《新兵連》、《頭 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溫故一九四二》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引起強烈反響。2011年 作品《一句頂一萬句》更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何故只是七十年前的歷史，當代人就完全忘記了，彷彿這悲劇從沒發生一樣？」他想出兩個原因，第一，這段歷史根本不重要；第二，苦難太多，記不得那麼多。
他開始做調查，要寫人們遺忘的這段歷史和背後的原因，反而發掘了中國人面對災難和歷史，有種別於西方的「中國式荒謬」態度，哀莫大於這種「黑色幽默」。
就像《温故一九四二》裏面有這麼一段：當作者問到姥娘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時，老人似乎已經把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反問：「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你是指
的哪一年？」淡淡的一句卻是轟頭重擊，都說中國是一個災難的民族，災難卻竟然令人變得麻目，這是歷史在示範世上最最荒唐與涼薄的演出。
宋美 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邱吉爾感冒，在同期發生的國際大事中，三百萬人的性命竟然輕如鴻毛，這又是事件最諷刺之處。「西方人面對災難，會叩
問為何我要死；但中國人臨死時，卻想着『早死早托生』，一種逃避的阿Q精神」。劉震雲的經歷，令他關心起中國人面對逆境的心態。
遺忘災難原因
面對飢餓災難面前，人如何活下去？在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是信仰支撐他活下來。但在《一九四二》中，連面對災難想趁機傳教的神父，都是為了擴大 教會勢力，在劉震雲眼中「宗教都變成了交易」。他以筆以文字描繪出另一中國式荒謬，是在國人的字典裏根本沒有信仰，只有為「活着而求活」的生存哲學，為求
達到目的，人性道德禮義廉恥可以通通不顧，故在一場饑荒中，人可以趁火打劫、賣兒求存、同類相食，日軍甚至可以食物利誘災民出賣祖國倒戈相向。
餓殍遍野的饑荒悲劇中，仍然流露作者對揭露荒謬的毫無餘地。劉震雲筆下，「牛早就快殺光了，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都餓得睜不開」的非常饑荒時代，官員的飲食卻是豐富得不能再豐富，戰爭的藉口令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徵收軍糧，人的性命不及兩片餅乾……
書 中其中一個角色郭有運，逃荒中的經歷是這樣的：一上路母親病了，他為了給娘治病賣掉女兒，為此卻與老婆打架。諷刺的是打架原因不單純是因心痛賣女，而是老
婆與奶奶一直積怨甚深，不願為治婆婆的病賣掉自己的骨肉。最後賣了女，娘的病也沒治好，死在黃河邊。走到洛陽，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裏，兒子掉到火車 輪下給軋死了。剩下老婆與他，來到陝西，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個人拐子逃跑了，最終命是留住了，剩下他自己在麥秸垛前，一把鼻涕一把淚。
看到這段，記者說劉震雲寫命運弄人也太沒彎轉了，他卻認為是人把自己推向死胡同。
「如 果換成是西方人，他們可能會問：誰把我餓死的？」但劉震雲的鄉親，既不追問侵略者，也不追問政府，還給世界留下最後幽默。「老張要死了。臨死前，他竟想起
自己的朋友老李三天前餓死了，他自覺比老李多活三天，太值得了！」這種荒唐的中國式幽默，比任何傷痛更悲痛。「遺忘是因為，災難發生得太頻繁。」劉震雲如 此下了個鐵一般的定論。
《溫故一九四二》最詭譎的地方，是不能簡單地用喜劇和悲劇來定義，劉震雲索性把之定性為一部震撼人心的民族心靈史。 在災難中發掘引人發笑的荒謬民族性，應該是世界上最悲涼的荒謬，還有比這更灰更可笑的事嗎？它讓我想起中國當代畫家岳敏君的大笑人作品，笑臉掩蓋的，是對
社會、人性種種扭曲現象的終極控訴。
劉震雲開始寫作是一個偶然，其第一部作品是《塔鋪》，一直平民野視看世界，像《一地雞毛》從一塊餿豆腐 談到生活資源的大議題。「只要對社會有穿透力，貴族平民都能是好作家。我想續寫《雞毛飛過三十年》，描繪的是中國近三十年由權力社會走到多元社會的光怪陸
離。為什麼貪官總與富豪和女人扯上關係？陳良宇和薄希來也是，我想寫寫這種面貌。」
《溫故一九四二》，本來就寄望讀者要溫故才能知新。就像片尾，那個在災難中悻存的小女孩已長大成人，成了主角的媽，一個從不流淚也不吃肉的人。主角問起這段悲壯的求生記，這位媽媽反而質疑他為何老是問起糟心事兒，為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值得人們好好琢磨的問題。」劉震雲說。
許驥：中國人是如何餓死的——專訪《一九四二》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
內地王牌導演馮小剛（代表作《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的新作《一九四二》，講述民國三十一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大饑荒。這部電影，讓「饑荒」這個詞，史無前例地獲得關注，全國媒體以及網絡上，都充斥覑關於饑荒的討論。今天，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映。此前，馮小剛和《一九四二》小說版的原作者、該戲編劇、內地著名小說家劉震雲（代表作《一地雞毛》）一起來到香港，與香港觀眾一同討論這齣戲，關於那年代數不完的饑荒，關於內地審查制度。
馮小剛說，在一個月之內，「為什麼要拍《一九四二》」這個問題，他被問了不下一百次。令馮小剛感到疑惑的是，據他了解，當年大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舒特拉的名單》，沒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拍這樣的一部電影。
「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
馮小剛認為，每個猶太孩子都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每年都在說，一直到今天，所以他們不會問這個問題，用這題材來拍電影，是理所應該的。但當年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中國人不知道，外國人不知道，連親歷者被採訪時都說記不清了。「我們是個善於忘記的民族。」馮小剛說，「這本小說，提醒你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也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你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西方人在面對這種絕境的時候，一定會問為什麼會這樣，是誰把我弄成這樣。我們民族在這種時候會想：因為我的命不好。甚至產生一種幽默感：早死早託生。這是句非常悖反的話，聽上去特別有希望，實際上是句徹底放棄的話。」
《一九四二》的原著小說叫《溫故一九四二》（以下簡稱《溫故》）。為什麼想到寫這樣的一部小說？劉震雲說，緣起是因為現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知名媒體人錢鋼教授。大約在一九九○年，錢鋼想編一部「中國近代災難史」，發現一九四二年河南有場旱災，於是找河南作家劉震雲去寫。劉震雲說，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河南在一九四二年曾餓死三百萬人。對這個數字，劉震雲說他沒有概念：「你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你會覺得悲痛，但是人太多了，就是個數字。」錢鋼說：「二戰時奧斯維辛集中營逼害猶太人，是一百萬人多一點。在河南，等於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缺少的是納粹和希特勒。」劉震雲被醍醐灌頂，馬上回到河南開始實地調查。但他馬上發現，很多當事人都已經忘了這段歷史。《溫故》中最經典的一句話是：「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劉震雲認為，遺忘有兩種，要麼這件事不重要，要麼發生太頻繁。在河南，饑荒顯然是太頻繁了。
馮小剛和劉震雲的相識，是一九九三年把劉的小說《一地雞毛》拍成電視劇時。有天，馮小剛的好友、著名作家王朔拿給馮小剛一本書說：「這是震雲新寫的一個中篇，特別有意思。」馮小剛一看，正是《溫故》。馮小剛說，他看完後感覺特別好，是個調查體的小說，馬上動了想拍成電影的念頭。
正式準備開拍是一九九九年左右，馮小剛找了好多導演朋友以及電影專家討論怎麼把它變成電影。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這部調查體的小說缺乏人物、情節等必要的電影要素，不可以改編成電影。馮小剛說，當時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沒有資金、考慮審查等等。於是，直到今年我們才看到這部電影。
但是，馮小剛和劉震雲一致認為，從一九九三年至今近二十年的等待是值得的。馮小剛說，近二十年來，劉震雲每隔一兩年，就會把小說改一遍，文本愈來愈成熟。而在此期間，他個人的導演經驗也豐富了。
劉震雲則說，近二十年他和馮小剛的變化很大，如果一九九三年開拍，他們的號召力都不如現在，根本拿不到兩億資金。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三年時他們只有三十來歲，容易憤青，那麼電影就會煽情，可能觀眾都會看哭。但是現在，他們懂得節制。電影中有不少令人發笑的場景，劉震雲說：「笑比哭還要苦。」
劉震雲說，在寫作《溫故》時，受訪人的遺忘固然令人心寒，但比遺忘更令他吃驚的，是河南人對死亡的態度。「如果是美國人餓死了，肯定要追問：為什麼會餓死人？政府到哪裏去了？但是河南人沒有，他們臨死前留下一句幽默。比如老張要餓死了，他想起三天前餓死的老李，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值了。」劉震雲認為，這種「幽默」的態度，是中國人最隱秘的生存秘笈。他說，沒有一個民族的死亡像中國這樣家常便飯。東周以來，河南旱災每隔三五年都有一次，每每都是易子而食、人相食。
當年被迫拍賀歲喜劇
別看馮小剛現在是蜚聲國際的電影導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拍的作品可接連被「斃」（審查不通過），比如劉震雲的《一地雞毛》，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過覑狼狽不堪的生活》等等。為了生存，馮小剛只好轉而拍賀歲喜劇，如今知名的如《甲方乙方》、《不見不散》、《非誠勿擾》等，都是這類電影。馮小剛說，拍賀歲喜劇不無裨益：這為他積累了很多人氣，也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馮式風格」，在重拾嚴肅題材電影時，也能吸引大量觀眾。
對很多導演來說，一旦形成自己的風格，就不敢輕易放棄，可馮小剛不這麼想。他說：「按照經驗，觀眾需要的是娛樂片，而且是製作愈來愈大的娛樂片。但是所有的經驗都是可以破除的。」馮小剛覺得鄧小平偉大，因為別人覺得不可能的事，鄧小平就要試。他拍《一九四二》，想看看一石是不是能激起千層浪。果不其然，電影在內地上映之後，整個社會都在討論一九四二年的饑荒，讓不知道這件事的人開始知道並討論這件事。
審查部門不愛看書
馮小剛說，《一九四二》這部電影，他用了最「笨」的方法去拍。首先，劇本不是在房間裏寫出來的，而是一邊實地探尋災民之路一邊創作，劇本是在路上完成的。其次，通常電影是按照地點去拍，在一地把所有此地要拍的戲都拍完，然後再到其他地方，但是這樣演員可能剛開始就要演結尾，馮小剛決定《一九四二》不要演員靠演技，而是靠體會去演，所以電影是按照時間發展順序拍攝的，像拉鋸戰一樣，造成財力、物力、人力的浪費。最後，馮小剛認為演員用了最「笨」的辦法去演，他們真的餓肚子，真的在災民逃荒的路上，從秋天走到第二年春天。拍攝過程中，演員又餓又冷，演技漸漸淡出，切身感受浮現出來。
重走災民路，也讓編劇劉震雲受益不淺。他說，沒有走過路的人不知道災民的感受，走一個上午就知道逃荒有多累，行路有多慢。觀眾或許會發現《一九四二》裏的台詞很短，那是因為劉震雲體會到災民要省氣力。他說：「省氣才能省力，災民不可能像哈姆雷特一樣抒發情懷。」
對於《一九四二》能夠通過審查上映，馮小剛說這是「社會在進步」的表現。但《溫故》在一九九三年就得以出版，則讓人意外。劉震雲說，《溫故》的出版完全沒有審查。他認為，這是因為審查部門不愛看書，書一看要看幾天，太累，電影只有兩小時，所以對書的審查比較寬鬆，對電影的審查比較苛刻。審查部門是事後知道這本書，可是來不及了。
劉震雲說，《一九四二》在北京和上海的觀影會場場爆滿，電影完後，觀眾遲遲不肯離開，直到字幕跑完。上海有位觀眾在看完電影後說：「看電影的時候，我忘記了導演是誰，看完燈一亮，才恍然大悟：導演怎麼能是馮小剛呢？！」馮小剛聽聞後說：「這是對一個導演最高的評價！」
「一九六二」還會遠嗎
早前在一檔電視節目中，馮小剛說如果中國再來一次文革，會比之前更加嚴重。那麼如果再來一次饑荒，情又將如何呢？馮小剛說，如果不拍《一九四二》，不讓人知道歷史，再來一次就會重蹈覆轍。他說：「了解歷史真相，是避免悲劇重演的最好辦法。災難可能還會發生，但災難是否會演變成人性的悲劇，這和每個人的認識有關。這也是拍這部電影的目的之一。」
劉震雲認為，在現有體制內，知識分子有保存歷史的責任。有的人抱怨體制對知識分子的箝制，但他認為堅持很重要，《一九四二》堅持了近二十年，才得以搬上銀幕，就是很好的例子。劉震雲說：「中國這樣堅持的人多了，環境就好了。好的環境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別人賜予的。」
不過在《一九四二》拍攝的過程中，最大的遺憾是河南的變化太大，已經找不到原來的舊村落，關於河南的戲全是在山西拍的。馮小剛說：「內地農村基本上都拆得差不多了，到處都是白瓷磚、鋁合金、電視天線、太陽能。」劉震雲則說：「舊村落全都不見了，中國對歷史的眦壞很快，這也是（中國人善於）遺忘的一個原因。」
無論如何，二十年，兩個男人，一部電影，《一九四二》或許是當代中國難得的好電影，在中國開了先河。有了《一九四二》，就離「一九六二」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