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

蔡子強: 《一九四二》:饑荒與民主和新聞自由




從戲院走出來之後,心情一直十分沉重。

《一九四二》給人莫大的震撼

看的是馮小剛導演的新作《一九四二》。電影描述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發生於河南,一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大災難之故事。當時河南大旱,又發生蝗災,鄉民顆粒無收,飢寒交迫,為了活命,不得不離鄉別井,踏上逃荒之路,追尋一線縱然渺茫的生機。但可惜,戰爭,再加上官員貪腐,讓更大的苦難,以至死神,在逃荒的路上,冷酷無情的張牙舞爪。

電影拍得很沉鬱,只見逃荒的人群孤立無援地在大地上湧動,哀鴻遍野,給人莫大的震撼。災民最初都奮力求生,發揮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但隨着無盡的苦難,希望一點一點的被戳破,結果,或棄屍荒野,或販賣妻女,或淪為日奴……一個又一個的倒下,沒有希望,也沒有救贖。縱然偶爾迸發出半點人性勇氣、善良和尊嚴的火花,但在悲慘的命運巨輪之前,都被輾得剎那即滅。

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可恨

片中指出,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更可恨。如非國民黨官員貪腐無能,先向重慶隱瞞災情,到了災情遭揭發後,重慶忌諱輿論,被迫認真開倉賑災,但卻又遭這些官員上下其手,欺上瞞下,剋扣糧食,囤積倒賣,牟取暴利,災民又豈會走投無路。

片中的一幕,由陳道明飾演的蔣介石,叫來主管新聞的官員當面念社評,當念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評,當中揭發了河南慘絕人寰的災情,蔣聽後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避免家醜外傳,動搖國民政府的威望。

近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特稿,題為〈《一九四二》大公報記錄歷史〉,當中進一步憶述這段往事:

當年《大公報》的錚錚風骨

1942 12 28 日,《大公報》發表王工碧的長篇通訊〈河南災荒目睹記〉,為全國首篇就河南災情的詳細報道。文章記述,在初秋,賣兒女者尚多,那時一個少女或少婦還可以換百餘斤糧食,有論斤者,可賣至3元一斤,後來因買者絕少,已變為棄兒或送女。《大公報》同時配發的,還有時任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評〈天寒歲末念災黎〉。

到了翌年2 1 日,《大公報》再發表張高峰題為〈豫災實錄〉的長篇報道,當中再提到,那時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報道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水、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痛苦,還揭露了當時人禍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次日,王芸生再配發長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社評指出:「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結果,歷史裏的蔣介石,就如片中所述一樣,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彼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譽獎章,王芸生美國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民眾嘩然,亦令《大公報》復刊後洛陽紙貴,發行量從停刊前的6 萬份激增至10 萬份。

大饑荒中的記者鐵筆

從中可見,當年的《大公報》,確是一份風骨錚錚,為民請命,敢於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報章。

片中也記述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得知大饑荒的消息後,歷盡千辛萬苦,前往災區採訪,之後《時代》周刊刊出了他撰寫有關河南哀鴻遍野的報道,忌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才讓蔣介石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倉賑災。

從中可見,記者的鐵筆,在一場饑荒中,可以起到如何關鍵的作用。

這些電影情節和史實,讓我想起一個有關民主和饑荒的學術討論。

199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印度經濟學家Amartya Sen,孩童年代曾經歷過導致也是300萬人死亡的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因而不單對饑荒的悲慘,也對饑荒的成因,有深切的體會。他認為饑荒之所以出現,並不是純粹因為食物不夠,而更多的是因為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和不公義,讓食物不能去到飢民手中,才會造成。1981年,他出版了《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對此作出深入的剖析,並把分析對象從孟加拉延伸至史上更多的饑荒,並得出類似的結論。

民主有助防範大饑荒

到了1999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書《Development as Freedom》,進一步大膽提出:

「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

No famine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這是因為這些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也要面對輿論批評,因而有極強烈的誘因去設法避免出現饑荒和其他人為的大災難」;

have to win elections and face public criticism, and have strong incentive to undertake measures to avert famines and other catastrophes.

「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

a free press and an a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constitute the best early-warning system a country threaten by famines can have

而在同年他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刊登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一文中,他又再指出:

「如果能夠嚴肅看待,饑荒其實是可以預防的,而一個民主政府,面對選舉的壓力,以及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批評,便不能不如此做。毫不意外地,當印度在獨立之前受到英國殖民者統治,一直受到饑荒所折騰……但在獨立之後,建立了多黨民主和享有新聞自由的媒體之後,饑荒便一下子消失。」

新聞自由和反對派是最佳饑荒預警系統

Amartya Sen的具體研究資料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這個結論也有說得太盡之嫌,而遭一些學者與之商榷。後來他也解釋,他本來的意思是民主可以杜絕大饑荒,但卻不一定可以保證每個人都得到溫飽。

但無論如何,Amartya Sen的主要論點「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卻普遍受到各界所認同,也為《一九四二》這套電影,以及當年國民黨在河南大饑荒中因缺乏監察而滋生的嚴重貪污,以及打壓新聞自由,因而讓饑荒雪上加霜,災民更加水深火熱,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學術理論註腳。

如能開拍《一九五九》,那才是真正的進步

《一九四二》描述了抗日戰爭期間那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河南大饑荒,然而,於19591961年期間,卻有另一場因狂熱和好大喜功而引發的大躍進運動,因而造成3000萬人死亡的全國大饑荒。如果有一天中國能開拍1959年那場死人更多的饑荒,那麼國家才算真正的進步。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鄭天儀:《一九四二》原著作者劉震雲——熬出可笑「中國式荒謬」


劉震雲的報告文學明明叫《温故一九四二》,馮小剛改編成電影後易名為《一九四二》。諷刺的是,香港首映場觀眾的觀後感果然是排除了「温故」,卻突顯 了「知新」功能,本來寫1942年河南一場奪走三百萬人性命的旱災,觀眾聯想到的,竟是當下中國時局的貪官枉法、社會道德淪亡的延綿「人禍」。

在災難中窺見中國式荒誕、苦中逗笑,是劉震雲這位當代中國作家的拿手好戲。

「人餓的時候,沒有複雜的情感層次,只有簡單、直接、粗暴。中國的災難太頻仍了,當災難頻繁發生的時候,嚴峻到了極致都變成了塊冰,融化在幽默的大海。」

經典《雙城記》開門見山的首句:「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套用在描繪中國當下的社會面貌,擲地有聲、可圈可點。

一 個好時代,壞人依舊會做壞事,但處身一個壞時代,好人也做不出什麼好事來,說不定還做起壞事。中國進入了富起來的好時代,但毒奶粉、地溝油、小悅悅事件, 一句「寧可坐在寶馬哭,不願坐在單車上笑」,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社會事件背後,中國崇尚人性善,且以德治為根本的文化國度,道德追求的崩解儼如拆掉祖宗神主 牌?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時代,是智慧的年代,還是愚蠢的年代?

是一個不做好人還理直氣壯的年代?  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年代?

「不能一竹篙打死一個時代的人,在哪個時代都有好人壞人,樹大有枯枝,不能一概而否定當代的中國人。我的作品也不是在批評任何人,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遺忘歷史。」劉震雲瞪大眼在強調,嗓門都提高了八度。

1993年馮小剛便說要改編《温故一九四二》,但劉震雲強烈反對。「我的這本調查文學沒有連貫的人物、情節和細節,根本是缺乏電影的必備元素,改不成」。劉震雲還請來許多專家說服馮小剛,但馮導始終死不眼閉,結果磨合、折騰了足足十九年,終於把文字搬上大銀幕。

無論是1993年的文學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還是將上映的電影《一九四二》,都令受眾如坐針氈,面對一場對時代、自我和核心價值的自發性嚴刑扣問。

1942年抗戰期間,只不過一場旱災,居然奪走了河南三百萬人的性命。究竟誰是真兇?

是 以炮火入侵中國的日本人?是當時視權力為重要資產的國民政府?是極權統治者只擔心自己權力目中無他人?是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心感一省百姓的性命,與國家 大事相比不值一談而延誤救災?是當時的貪官腐敗到侵吞救災糧食而害死百姓?是不願洛陽城也變災區而拒接受河南難民的自私士兵?大旱之後,又遇蝗災,是愛作 弄人的命運?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哀莫大於自嘲

面對觀眾對電影「借古諷今」的臆測,馮小剛重申自己並非在拍一套反貪電影,他只希望提供一面鏡子讓中國人認真面對自己。「人貴乎知醜,否則是沒有希望的。」

馮導堅持十九年拍攝這齣戲的動機相當簡單,他希望觀眾從現象中看到本質,亦即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從民眾面對災難的態度,看到人民極端自私、目光短淺、被生活扭曲的人性,你便會明白我們身處的這個年代,為何會變成這樣?」

不過,故事的「始作俑者」兼《一九四二》的編劇劉震雲當年創作這報告文學,並沒有像馮小剛要追尋民族性的宏願。作為河南旱災生還者的後裔,他對1942年夏到1943年春在家鄉發生的這場觸目驚心大旱災,竟然毫不知情,更不解是連當年生還者都開始遺忘這場浩劫。

外 表粗獷,長得有點像農民的劉震雲,生於1958年河南省延津縣,當過兵的他,內心卻細膩如絲,尤其對歷史的敏感度。1987年後連續發表《新兵連》、《頭 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溫故一九四二》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引起強烈反響。2011年 作品《一句頂一萬句》更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何故只是七十年前的歷史,當代人就完全忘記了,彷彿這悲劇從沒發生一樣?」他想出兩個原因,第一,這段歷史根本不重要;第二,苦難太多,記不得那麼多。

他開始做調查,要寫人們遺忘的這段歷史和背後的原因,反而發掘了中國人面對災難和歷史,有種別於西方的「中國式荒謬」態度,哀莫大於這種「黑色幽默」。

就像《温故一九四二》裏面有這麼一段:當作者問到姥娘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時,老人似乎已經把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反問:「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你是指 的哪一年?」淡淡的一句卻是轟頭重擊,都說中國是一個災難的民族,災難卻竟然令人變得麻目,這是歷史在示範世上最最荒唐與涼薄的演出。

宋美 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邱吉爾感冒,在同期發生的國際大事中,三百萬人的性命竟然輕如鴻毛,這又是事件最諷刺之處。「西方人面對災難,會叩 問為何我要死;但中國人臨死時,卻想着『早死早托生』,一種逃避的阿Q精神」。劉震雲的經歷,令他關心起中國人面對逆境的心態。

遺忘災難原因

面對飢餓災難面前,人如何活下去?在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是信仰支撐他活下來。但在《一九四二》中,連面對災難想趁機傳教的神父,都是為了擴大 教會勢力,在劉震雲眼中「宗教都變成了交易」。他以筆以文字描繪出另一中國式荒謬,是在國人的字典裏根本沒有信仰,只有為「活着而求活」的生存哲學,為求 達到目的,人性道德禮義廉恥可以通通不顧,故在一場饑荒中,人可以趁火打劫、賣兒求存、同類相食,日軍甚至可以食物利誘災民出賣祖國倒戈相向。

餓殍遍野的饑荒悲劇中,仍然流露作者對揭露荒謬的毫無餘地。劉震雲筆下,「牛早就快殺光了,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都餓得睜不開」的非常饑荒時代,官員的飲食卻是豐富得不能再豐富,戰爭的藉口令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徵收軍糧,人的性命不及兩片餅乾……

書 中其中一個角色郭有運,逃荒中的經歷是這樣的:一上路母親病了,他為了給娘治病賣掉女兒,為此卻與老婆打架。諷刺的是打架原因不單純是因心痛賣女,而是老 婆與奶奶一直積怨甚深,不願為治婆婆的病賣掉自己的骨肉。最後賣了女,娘的病也沒治好,死在黃河邊。走到洛陽,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裏,兒子掉到火車 輪下給軋死了。剩下老婆與他,來到陝西,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個人拐子逃跑了,最終命是留住了,剩下他自己在麥秸垛前,一把鼻涕一把淚。

看到這段,記者說劉震雲寫命運弄人也太沒彎轉了,他卻認為是人把自己推向死胡同。

「如 果換成是西方人,他們可能會問:誰把我餓死的?」但劉震雲的鄉親,既不追問侵略者,也不追問政府,還給世界留下最後幽默。「老張要死了。臨死前,他竟想起 自己的朋友老李三天前餓死了,他自覺比老李多活三天,太值得了!」這種荒唐的中國式幽默,比任何傷痛更悲痛。「遺忘是因為,災難發生得太頻繁。」劉震雲如 此下了個鐵一般的定論。

《溫故一九四二》最詭譎的地方,是不能簡單地用喜劇和悲劇來定義,劉震雲索性把之定性為一部震撼人心的民族心靈史。 在災難中發掘引人發笑的荒謬民族性,應該是世界上最悲涼的荒謬,還有比這更灰更可笑的事嗎?它讓我想起中國當代畫家岳敏君的大笑人作品,笑臉掩蓋的,是對 社會、人性種種扭曲現象的終極控訴。

劉震雲開始寫作是一個偶然,其第一部作品是《塔鋪》,一直平民野視看世界,像《一地雞毛》從一塊餿豆腐 談到生活資源的大議題。「只要對社會有穿透力,貴族平民都能是好作家。我想續寫《雞毛飛過三十年》,描繪的是中國近三十年由權力社會走到多元社會的光怪陸 離。為什麼貪官總與富豪和女人扯上關係?陳良宇和薄希來也是,我想寫寫這種面貌。」

《溫故一九四二》,本來就寄望讀者要溫故才能知新。就像片尾,那個在災難中悻存的小女孩已長大成人,成了主角的媽,一個從不流淚也不吃肉的人。主角問起這段悲壯的求生記,這位媽媽反而質疑他為何老是問起糟心事兒,為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值得人們好好琢磨的問題。」劉震雲說。




許驥:中國人是如何餓死的——專訪《一九四二》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

內地王牌導演馮小剛(代表作《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的新作《一九四二》,講述民國三十一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大饑荒。這部電影,讓「饑荒」這個詞,史無前例地獲得關注,全國媒體以及網絡上,都充斥覑關於饑荒的討論。今天,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映。此前,馮小剛和《一九四二》小說版的原作者、該戲編劇、內地著名小說家劉震雲(代表作《一地雞毛》)一起來到香港,與香港觀眾一同討論這齣戲,關於那年代數不完的饑荒,關於內地審查制度。

馮小剛說,在一個月之內,「為什麼要拍《一九四二》」這個問題,他被問了不下一百次。令馮小剛感到疑惑的是,據他了解,當年大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舒特拉的名單》,沒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拍這樣的一部電影。

「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

馮小剛認為,每個猶太孩子都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每年都在說,一直到今天,所以他們不會問這個問題,用這題材來拍電影,是理所應該的。但當年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中國人不知道,外國人不知道,連親歷者被採訪時都說記不清了。「我們是個善於忘記的民族。」馮小剛說,「這本小說,提醒你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也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你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西方人在面對這種絕境的時候,一定會問為什麼會這樣,是誰把我弄成這樣。我們民族在這種時候會想:因為我的命不好。甚至產生一種幽默感:早死早託生。這是句非常悖反的話,聽上去特別有希望,實際上是句徹底放棄的話。」

《一九四二》的原著小說叫《溫故一九四二》(以下簡稱《溫故》)。為什麼想到寫這樣的一部小說?劉震雲說,緣起是因為現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知名媒體人錢鋼教授。大約在一九九○年,錢鋼想編一部「中國近代災難史」,發現一九四二年河南有場旱災,於是找河南作家劉震雲去寫。劉震雲說,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河南在一九四二年曾餓死三百萬人。對這個數字,劉震雲說他沒有概念:「你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你會覺得悲痛,但是人太多了,就是個數字。」錢鋼說:「二戰時奧斯維辛集中營逼害猶太人,是一百萬人多一點。在河南,等於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缺少的是納粹和希特勒。」劉震雲被醍醐灌頂,馬上回到河南開始實地調查。但他馬上發現,很多當事人都已經忘了這段歷史。《溫故》中最經典的一句話是:「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劉震雲認為,遺忘有兩種,要麼這件事不重要,要麼發生太頻繁。在河南,饑荒顯然是太頻繁了。

馮小剛和劉震雲的相識,是一九九三年把劉的小說《一地雞毛》拍成電視劇時。有天,馮小剛的好友、著名作家王朔拿給馮小剛一本書說:「這是震雲新寫的一個中篇,特別有意思。」馮小剛一看,正是《溫故》。馮小剛說,他看完後感覺特別好,是個調查體的小說,馬上動了想拍成電影的念頭。

正式準備開拍是一九九九年左右,馮小剛找了好多導演朋友以及電影專家討論怎麼把它變成電影。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這部調查體的小說缺乏人物、情節等必要的電影要素,不可以改編成電影。馮小剛說,當時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沒有資金、考慮審查等等。於是,直到今年我們才看到這部電影。

但是,馮小剛和劉震雲一致認為,從一九九三年至今近二十年的等待是值得的。馮小剛說,近二十年來,劉震雲每隔一兩年,就會把小說改一遍,文本愈來愈成熟。而在此期間,他個人的導演經驗也豐富了。

劉震雲則說,近二十年他和馮小剛的變化很大,如果一九九三年開拍,他們的號召力都不如現在,根本拿不到兩億資金。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三年時他們只有三十來歲,容易憤青,那麼電影就會煽情,可能觀眾都會看哭。但是現在,他們懂得節制。電影中有不少令人發笑的場景,劉震雲說:「笑比哭還要苦。」

劉震雲說,在寫作《溫故》時,受訪人的遺忘固然令人心寒,但比遺忘更令他吃驚的,是河南人對死亡的態度。「如果是美國人餓死了,肯定要追問:為什麼會餓死人?政府到哪裏去了?但是河南人沒有,他們臨死前留下一句幽默。比如老張要餓死了,他想起三天前餓死的老李,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值了。」劉震雲認為,這種「幽默」的態度,是中國人最隱秘的生存秘笈。他說,沒有一個民族的死亡像中國這樣家常便飯。東周以來,河南旱災每隔三五年都有一次,每每都是易子而食、人相食。

當年被迫拍賀歲喜劇

別看馮小剛現在是蜚聲國際的電影導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拍的作品可接連被「斃」(審查不通過),比如劉震雲的《一地雞毛》,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過覑狼狽不堪的生活》等等。為了生存,馮小剛只好轉而拍賀歲喜劇,如今知名的如《甲方乙方》、《不見不散》、《非誠勿擾》等,都是這類電影。馮小剛說,拍賀歲喜劇不無裨益:這為他積累了很多人氣,也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馮式風格」,在重拾嚴肅題材電影時,也能吸引大量觀眾。

對很多導演來說,一旦形成自己的風格,就不敢輕易放棄,可馮小剛不這麼想。他說:「按照經驗,觀眾需要的是娛樂片,而且是製作愈來愈大的娛樂片。但是所有的經驗都是可以破除的。」馮小剛覺得鄧小平偉大,因為別人覺得不可能的事,鄧小平就要試。他拍《一九四二》,想看看一石是不是能激起千層浪。果不其然,電影在內地上映之後,整個社會都在討論一九四二年的饑荒,讓不知道這件事的人開始知道並討論這件事。

審查部門不愛看書

馮小剛說,《一九四二》這部電影,他用了最「笨」的方法去拍。首先,劇本不是在房間裏寫出來的,而是一邊實地探尋災民之路一邊創作,劇本是在路上完成的。其次,通常電影是按照地點去拍,在一地把所有此地要拍的戲都拍完,然後再到其他地方,但是這樣演員可能剛開始就要演結尾,馮小剛決定《一九四二》不要演員靠演技,而是靠體會去演,所以電影是按照時間發展順序拍攝的,像拉鋸戰一樣,造成財力、物力、人力的浪費。最後,馮小剛認為演員用了最「笨」的辦法去演,他們真的餓肚子,真的在災民逃荒的路上,從秋天走到第二年春天。拍攝過程中,演員又餓又冷,演技漸漸淡出,切身感受浮現出來。

重走災民路,也讓編劇劉震雲受益不淺。他說,沒有走過路的人不知道災民的感受,走一個上午就知道逃荒有多累,行路有多慢。觀眾或許會發現《一九四二》裏的台詞很短,那是因為劉震雲體會到災民要省氣力。他說:「省氣才能省力,災民不可能像哈姆雷特一樣抒發情懷。」

對於《一九四二》能夠通過審查上映,馮小剛說這是「社會在進步」的表現。但《溫故》在一九九三年就得以出版,則讓人意外。劉震雲說,《溫故》的出版完全沒有審查。他認為,這是因為審查部門不愛看書,書一看要看幾天,太累,電影只有兩小時,所以對書的審查比較寬鬆,對電影的審查比較苛刻。審查部門是事後知道這本書,可是來不及了。

劉震雲說,《一九四二》在北京和上海的觀影會場場爆滿,電影完後,觀眾遲遲不肯離開,直到字幕跑完。上海有位觀眾在看完電影後說:「看電影的時候,我忘記了導演是誰,看完燈一亮,才恍然大悟:導演怎麼能是馮小剛呢?!」馮小剛聽聞後說:「這是對一個導演最高的評價!」

「一九六二」還會遠嗎

早前在一檔電視節目中,馮小剛說如果中國再來一次文革,會比之前更加嚴重。那麼如果再來一次饑荒,情又將如何呢?馮小剛說,如果不拍《一九四二》,不讓人知道歷史,再來一次就會重蹈覆轍。他說:「了解歷史真相,是避免悲劇重演的最好辦法。災難可能還會發生,但災難是否會演變成人性的悲劇,這和每個人的認識有關。這也是拍這部電影的目的之一。」

劉震雲認為,在現有體制內,知識分子有保存歷史的責任。有的人抱怨體制對知識分子的箝制,但他認為堅持很重要,《一九四二》堅持了近二十年,才得以搬上銀幕,就是很好的例子。劉震雲說:「中國這樣堅持的人多了,環境就好了。好的環境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別人賜予的。」

不過在《一九四二》拍攝的過程中,最大的遺憾是河南的變化太大,已經找不到原來的舊村落,關於河南的戲全是在山西拍的。馮小剛說:「內地農村基本上都拆得差不多了,到處都是白瓷磚、鋁合金、電視天線、太陽能。」劉震雲則說:「舊村落全都不見了,中國對歷史的眦壞很快,這也是(中國人善於)遺忘的一個原因。」

無論如何,二十年,兩個男人,一部電影,《一九四二》或許是當代中國難得的好電影,在中國開了先河。有了《一九四二》,就離「一九六二」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