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5日星期六

陳雲: 建國精神從何而來 ——思考《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德國,特別是希特勒第三帝國時期,是民族國家的極致。統治精英集團廉潔奉公、剛直守法,平民誠實、紀律、勤奮、順從、公正虔誠、實際、勇毅,並高舉國族尊榮。這種所謂德意志民族精神,來自普魯士,但普魯士並非民族國家,而是封建諸侯國的聯盟,交往三十年之後,具有選舉權的諸侯選舉普魯士大公國的公爵為國王。這是一個領土割裂而不相連的領域,民族為一半日耳曼、一半斯拉夫的混雜人民,波蘭人可以成為普魯士人民而上進為官員,執政集團為教養嚴謹而自我克制的地主子弟,守獨身主義、信奉基督、教育良好,稱為容克集團(Junker),人民以國家利益為重,然而國家確是虛無縹緲的臨時聯盟。

理性開明的和平弱國
 
有國家理想卻無國家可以效忠,崇尚理性而寬容,信任開明的權威官員,當時普魯士成為歐洲受迫害者的避難所,雖然生活刻苦,但有窮人的美德和宗教的寬容。普魯士只打過幾次小仗,大部分時間是平庸的和談與諸侯結盟。它是諸侯國的結盟,但有商人城邦的開明與寬容。普魯士是十八世紀最有現代精神的國家。普魯士人是具有歐洲情懷的德國人、世界公民和人道主義者。這是十八世紀的光輝。

十八世紀之後,進入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時期,普魯士先被拿破崙擊敗而被法國統治,後來成為梅特涅(Metternich)的歐洲體系,最終成為德意志國的一部分而被消融。普魯士的死亡,是由於它想肩負起德國統一、成為實體國家的使命。德意志的美好一面來自普魯士,但德意志的侵略性和高傲,也抵賴到普魯士身上。德意志成為民族志氣高昂卻排外的民族國家﹕波蘭人樂意成普魯士人,但波蘭人不可以成為德意志國的國民。

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的史書Preuβen ohne Legende,書如其名,就是將一切加諸普魯士身上的傳說撕破,還原普魯士的原貌——一個崇尚理性自由、由具有科學理性和基督精神的官僚統治的鬆散聯盟。此書的漢譯本《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就如實將德文書名的字義譯出,反而英譯本The Rise and Fall of Prussia採取的是意譯。當然,中文的意譯可以是《普魯士正傳》之類,但譯者周全寧取字譯。(按﹕周全是我在哥廷根大學的台灣學長)

中華民國的建國精神
 
讀哈夫納的史學論著,令我感觸不已。普魯士變成德意志,就如秦國變成秦朝,春秋時期開明的秦穆公變成戰國末年殘暴的秦始皇。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君主開明,廣納名士,人民敦厚而剛勇,國家富強,技術先進。秦國就因為嬴政有統一天下之志而變成秦帝國,將秦人的美德變成暴行。

普魯士的國家狀態,也像中華民國,國土支離破碎,充滿理想、文化寬容但國力荏弱,然而中國經歷日本侵華而終於被共產帝國取代,民國政府被驅逐到台灣,成為長期的偏安政府,民國的開放美德與憨厚而帶點狹隘的台灣鄉土情感結合,成為今日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然而,草創時期的中華民國是兼備傳統儒家天下及現代基督國家的美德的,也繼承了明遺民的復漢意志和周朝道統。它始終會是華夏以民族文化建國的藍圖。當代中國要前進,必須回復到中華民國的建國美德,它是繞不過去的。

共產中國的悲劇性

至於在一九四九年佔領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蘇聯在中國的蘇維埃殖民分支,具備了一點蘇維埃紅軍的美德——平等、儉樸、團結,然而這只不過是普世的軍團精神(regimental spirit),恰如普魯士的騎士團(Rittertum)精神,但共產中國卻缺乏了自己的文化內涵,例如普魯士的基督信仰和條頓民族精神。故此,中共是無法以文化建國的,它只是一個不斷擴張的軍團,一個官僚利益集團體系。它只能寄生於大國——先是蘇聯、後是美國,它不能獨立生存於世界。

不斷擴張的軍團——即是黨政系統無限伸延,是不可能的。黨政集團必須要有人民來實踐統治。故此中共建國初期,承諾給普通人的是庸俗的生活幸福感——來自暴力掠奪的物質佔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衝鋒式的產業衝動——抓革命,促生產。物質佔有與產業衝動,就是共產中國的建國精神,至今仍可見到。共產中國承諾給人民的是毫無精神內涵的物質富庶。到了開放改革和走資時期,幹部的紅軍精神沒落了,平民瘋狂追逐物質。這就是今日的中國,大有大偷,小有小偷,一個等待崩潰的盜賊之國。

以此觀之,共產中國是沒前途的,它的前途就是不斷的腐朽和衰敗。要復興中國,只能「大政奉還」中華民國,與在台灣偏安的國民政府協商,將中華民國國體和憲法歸還回大陸去。將中華民國復興在大陸,可以避免帝國的悲劇,因為帝國已經被共產中國消耗掉了。恢復的中華民國,將與台灣、香港和澳門建成中華邦聯,這將一定是美好的,儘管也可能是荏弱的。《詩經》說的,「周弱而綿」,理性開明的周朝是荏弱但道統綿長的,這是我在《香港城邦論》的華夏建國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