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許知遠: 香港的非正統“左派”





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梁國雄剛從淺水灣游泳歸來。“當時的大街上賣電視的商店裡,都在不停播新聞”,他回憶說,“我知道他死掉了。”

不過,他對於毛澤東沒有太多的好感。他的精神引導者吳仲賢等人幾年前在《70年代雙周刊》上,把毛視作摧毀中國革命的人,在封面上,他們甚至把毛的手設計成黑色的——他才是“幕後黑手”。相比於毛,梁國雄對於周恩來的評價更高。他的周圍有很多從中國逃離的印尼華僑,他們在20多年前受到共產黨政權的感召,共同去建設新中國,卻不料隨即陷入一連串的動亂與迫害,多虧周恩來的政策,他們才得以離開中國,在香港暫時棲身。在海外華人世界,周恩來的道德形象有效地遮蔽了其內在的矛盾。

對於梁國雄與他的“革馬盟”的同志來說,1976年的中國充滿轉折意義,它不僅來自於毛等重要人物接二連三的離去,更是來自於這一年45日的天安門廣場。借由清明時節對於周恩來的悼念,這場自發活動隨即轉化成一場大規模的抗議——在多年的折磨與壓抑之後,人們終於表達出對現行制度的不滿。而散落在中國各處的異議聲音,則借此匯集起來。

這抗議恰恰成為對於“革馬盟”的最大支持。在香港原本狹小的異端群落中,“革馬盟”同樣是邊緣性的。當他們提出“官僚壓制”是中國的根本問題,中國正向帝國主義倒退時,香港的正統左派視此為一派胡言,他們仍在繼續推崇毛澤東,否認中國內部的混亂。但四五運動與隨後的文革結束,則証明了革馬盟的判斷——中國內部危機四伏,最初的革命者已變成新的壓迫者。

在文革結束一年後,吳仲賢洋溢著一貫的激情寫道:“對一切覺悟的、已政治醒覺、反對殖民地統治、反對資本主義統治、要求社會主義民主早日在中國實現、要求社會主義早日在全世界實現的人,加入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也就成為一項必須責任。”

除去繼續推銷它的革命理論,“革馬盟”也卷入香港的社會運動。經由保釣運動、中文運動還有反貪污抗議,社會運動在香港逐漸醒來。一方面,它有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運動。當香港經濟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時,工人運動曾短暫興起,“革馬盟”發起過“四反運動”(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到了1978年,它又積極加入到因金禧中學而起的教師集體請願運動……如今,他們的工作多了一個重心:他們可以與中國國內涌現的民主人士串聯,為中國的變革進一份力。他們一定在其中找到某種存在感,他們在香港擁有的書籍、理論、資金,都是長期封閉與匱乏的中國所必需的。伴隨著中國政治的暫時鬆動,這變成了他們最重要的戰場。當香港資本家涌入中國開設工廠、修建酒店、進行貿易,成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助力時,他們想聲援民主運動——他們被壓抑的另一種需求。

當時的一份記錄表明,這些托派分子們“……他們費勁氣力所得到的收獲,只是從直接有關的群眾圈子以外吸收到幾個能夠接受他們那套‘革命’幻想的人,以及在一部分社會工作者和關心公益的知識分子(沒有政治背景而且思想比較開放的)裡面得到一點好感……”﹔“……和國內的民運戰士聯系的工作(這是他們這兩年唯一自豪的工作)”。




1976年時,梁國雄20歲,他從少年時代進入青年時代,在一張黑白照片上,他留著那個時代流行的半長頭發,整齊地蓋在頭頂上,實在看不出激進的情緒。他是一名印刷工人,把設計圖案印在絲綢上。在之後,他還做過計算機的紙餅,並在1979年開始興建的地鐵項目上做過安裝空調的工人與測量員。在香港日漸繁榮的建筑業與服務業中,他能找到暫時的棲身之所。不過,他的主要精力與熱情都是在“革馬盟”中。

即使在這個狹小的組織中,他仍不是個起眼的人物,一名熱情有餘、尚不知明確定位的青年人,倒是與他“雄仔”的稱呼很相稱。而“雄仔”的主要任務就是搞宣傳。也是在這個時候,他迷戀上托洛茨基,他的“不斷革命論”和他的飛揚文採。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失敗的,但他的道德與美學價值、令人生畏的樂觀主義,卻對梁國雄有著致命的誘惑。在別人的印象中,他常在游行隊伍後,不知疲倦地散發傳單。他的第一次監牢生涯則與中國相關。那是19794月,他因參與紀念四五運動三周年活動,而被控“非法集會罪”,被判入獄一個月。他對於這一個月的監獄生活的最深印象是,房間裡的廁紙太少。多年後,他晉身立法會議員,在繁多的議案中不忘提及,要增加囚犯的廁紙(Toliet paper)——三個星期才一卷,實在太少了。

而在梁國雄眼中,那日後被視作“黃金時代”的七十年代,遠非那麼單純。在很多歷史記錄裡,它被視作麥理浩的改革年代,義務教學制、大規模公屋興建、肅清警察系統、清潔香港、文化生活興起的年代,殖民政府轉化了它的治理思路——從對香港社會的漠不關心轉變到積極作為,這個城市逐漸從“難民社會”中心態中擺脫出來,有了同居“獅子山下”下的命運共同體之感。

但對於“雄仔”來說,港英政府的變革可不是出於他們的“仁政”,而是迫不得已。“不管在哪個地方,只要工業資本積累到一個程度,它就要發生變化”,多年後,他的分析仍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的痕跡,“而有中國在背後,英國殖民者也必須要改革,它必須讓香港顯現出某種優勢。”在他看來,七十年代也是一段艱苦卻情緒高昂的反殖民運動,所有的進步不是殖民政府主動為之,而是社會壓力的結果。但同時,他又對七十年代興起的其他社會壓力團體(它們是日後民主派的前身)保持著警惕——他們太溫和了,不准備真正挑戰現行秩序,他們充滿中產階級趣味,投書《南華早報》,與政府座談,期待開明政策。

在多年後的一篇文章裡,他多少闡述了當時“革馬盟”在七十年代遭遇的困境與孤立:“人們似乎還可以呼吸到廿多年前殖民地統治的高壓、資本家的貪婪、壓力團隊(也就是今天所謂民主派前身)的蹣跚步伐和保守本質;同時,也看到中共及其代理人視勞動群眾如草芥、壓制、瓦解群眾的嘴臉”。

“革馬盟”不滿香港的一切,卻很快發現他們寄托希望的大陸,也容不下他們,他們不僅難以改變中國大陸的命運,還被它吞噬。19813月,當吳仲賢再次北上與民運分子聯絡時,他被安全部門抓獲。為了獲得釋放,他半真半假地供出了香港的托派同志。



鄧小平已決定收緊對社會的控制,他已在政治斗爭中獲勝,就不再需要民間的聲音,西單民主牆時代的短暫自由消失了,不僅魏京生已入獄,19814月,一場逮捕行動抓獲了各大城市的主要民運分子,曾經風起雲涌的民間刊物,幾乎全部停刊。而這一年的12月,另一名“革馬盟”成員劉山青仍執意前往廣州,去探望被抓獲的民運人士的家人。結果,他的廣州之行以牢獄結束,他成為了絕無僅有的例証——一個香港人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罪宣判,而且一判就是十年。

我不知道這前後兩個案例給梁國雄帶來什麼沖擊。吳仲賢在歸來後,不僅沒有激起內部的同情,反而遭致無休止的批判。他黯然離開他一手創辦的組織,這一事件成了他一生的污點,直到他1994年逝世前,都未能從中擺脫出來。15歲起就追隨著吳仲賢的“雄仔”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了嗎?

“如果他今天被抓,也會像是1982年一樣的。”在2012年的銅鑼灣的一家餐廳裡,他這樣說。他不是不原諒吳仲賢的“背叛”,而是相信吳似乎反映了香港的革命者的天然脆弱性,吳仲賢“敏銳、聰穎、善辯、恃才、傲氣、刻薄、好強”,他筆下洋洋洒洒,卻從未經歷過真正的考驗。

至於劉山青,我讀到梁國雄的一篇懷念這位獄中同志的文章。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個“雄仔”的文筆,深情、細膩、詩意,多少有點魯迅式的趣味,誰也難以相信這出自一個中學畢業生之手。在文章的開頭,他生動了描繪出這一小群革命者的氣氛:“去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九龍區的一幢房子裡,幾十個人圍坐一間放滿書本的房間;由於人多而抽煙的人卻不少,空氣彌漫著尼古丁的味道,顯得有點渾濁,但卻絲毫無損於人們孜孜不倦的爭辯興致。這群人正在討論著可以為被踐踏的波蘭人做點什麼。”

不過,這種高昂情緒實在難以為繼了。在已經開始的八十年代,整個香港沉浸於懸而未決的命運——它真的要回到中國嗎?這座城市因逃離大陸的難民而興起,對共產黨的恐懼記憶猶新。不過,或許也正是這懸而未決,激發出這個社會的創造力,伴隨著政治上的動蕩,經濟與文化上的香港繁榮一時。

“這是個很中庸的時代”,梁國雄卻這樣評價說。對於一名托派分子,這的確是個沉悶的時代。他們想要反對帝國主義,但殖民者正准備退卻﹔他們要反對中國的官僚,但北京卻顯示出改革的姿態﹔他們想要串聯國內的反抗者,卻再無門可進﹔他們要鼓舞香港人的抗爭,但人們都忙於末日狂歡式的掙錢、想方設法的移民。他們的主張與現實的土壤,格格不入。


1988年,當32歲的梁國雄以一名托派分子出現在香港電台的訪談節目《相對論》中時,他一定像是某種奇觀。在節目中,他羞澀、緊張,說話時,雙眼不直視主持人,像是自說自話。不過,他對談論的內容倒是頗有信心,他對香港人講述托洛茨基的理論,儘管承認“革馬盟” 只有十幾個人,他們出版的《戰訊》只發行幾百份,卻在描述香港與中國的解放,把“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第三國際”、“國有財產制”這樣的名詞講述給沉迷於股票、房價、移民和TVB的香港人聽。

不過,他與自己的同志不甘於此。他們要更的直接行動,一個新組織“四五行動”由此誕生。這個名字與1976年的“四五運動”直接相關,成立之時恰好距西單民主牆十周年,儘管魏京生仍在獄中,但這一小群香港人或許也感到即將到來的變化。這個新組織的目標是明確的,首先,它要沖擊香港過時的公安條例。然後,它要爭取1988年的香港直選。第三,它要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

他們在港大舉辦一個有關中國民主、社會主義的論壇,然後45日在未向警方申請情況下,由中環游行去新華社。這還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次。警方一度拼命要發牌給“四五行動”,卻被拒絕。他們徹夜開會,出版《四五行動》、《四五之聲》刊物。不過,在其他團體中,它仍顯得過分激進。1989年初,當香港的民間團體響應方勵之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吁,而在香港搞了一個大規模簽名時,只有“四五行動”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北京在1989年春天開始的亢奮,很快讓這個小團體有了用武之地。即將回歸中國的香港,則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他們送去捐款與記者,不遺餘力地報道天安門的消息。他們也舉行示威,以示聲援。北京的一呼一吸,牽動了香港的命運。

四五行動,立刻成為香港最富組織能力的小組織。而在這個過程中,梁國雄的街頭戰士形象出現了。一位目擊者後來回憶1989年時的情形:在維園附近,“每當北京出現什麼新情況,幾分鐘之後,“長毛”已經帶隊在喊口號呼嘯而過”,在崇光百貨門前的三角空地,常看到他舉著喇叭發表演講。

很有可能,也是在那個興奮而狂熱的夏天,他的一頭散亂長發最終給他帶來了“長毛”的綽號,“雄仔”則退隱了。

這注定是是不安的徵兆。在中國傳統裡,男子的凌亂長發是反叛的象徵,象徵對秩序的挑戰。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不過,首先迎接“長毛”與“四五行動”、或許還有香港與整個中國的,是絕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