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梁國雄剛從淺水灣游泳歸來。“當時的大街上賣電視的商店裡，都在不停播新聞”，他回憶說，“我知道他死掉了。”
不過，他對於毛澤東沒有太多的好感。他的精神引導者吳仲賢等人幾年前在《70年代雙周刊》上，把毛視作摧毀中國革命的人，在封面上，他們甚至把毛的手設計成黑色的——他才是“幕後黑手”。相比於毛，梁國雄對於周恩來的評價更高。他的周圍有很多從中國逃離的印尼華僑，他們在20多年前受到共產黨政權的感召，共同去建設新中國，卻不料隨即陷入一連串的動亂與迫害，多虧周恩來的政策，他們才得以離開中國，在香港暫時棲身。在海外華人世界，周恩來的道德形象有效地遮蔽了其內在的矛盾。
對於梁國雄與他的“革馬盟”的同志來說，1976年的中國充滿轉折意義，它不僅來自於毛等重要人物接二連三的離去，更是來自於這一年4月5日的天安門廣場。借由清明時節對於周恩來的悼念，這場自發活動隨即轉化成一場大規模的抗議——在多年的折磨與壓抑之後，人們終於表達出對現行制度的不滿。而散落在中國各處的異議聲音，則借此匯集起來。
這抗議恰恰成為對於“革馬盟”的最大支持。在香港原本狹小的異端群落中，“革馬盟”同樣是邊緣性的。當他們提出“官僚壓制”是中國的根本問題，中國正向帝國主義倒退時，香港的正統左派視此為一派胡言，他們仍在繼續推崇毛澤東，否認中國內部的混亂。但四五運動與隨後的文革結束，則証明了革馬盟的判斷——中國內部危機四伏，最初的革命者已變成新的壓迫者。
在文革結束一年後，吳仲賢洋溢著一貫的激情寫道：“對一切覺悟的、已政治醒覺、反對殖民地統治、反對資本主義統治、要求社會主義民主早日在中國實現、要求社會主義早日在全世界實現的人，加入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也就成為一項必須責任。”
除去繼續推銷它的革命理論，“革馬盟”也卷入香港的社會運動。經由保釣運動、中文運動還有反貪污抗議，社會運動在香港逐漸醒來。一方面，它有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運動。當香港經濟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時，工人運動曾短暫興起，“革馬盟”發起過“四反運動”（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到了1978年，它又積極加入到因金禧中學而起的教師集體請願運動……如今，他們的工作多了一個重心：他們可以與中國國內涌現的民主人士串聯，為中國的變革進一份力。他們一定在其中找到某種存在感，他們在香港擁有的書籍、理論、資金，都是長期封閉與匱乏的中國所必需的。伴隨著中國政治的暫時鬆動，這變成了他們最重要的戰場。當香港資本家涌入中國開設工廠、修建酒店、進行貿易，成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助力時，他們想聲援民主運動——他們被壓抑的另一種需求。
當時的一份記錄表明，這些托派分子們“……他們費勁氣力所得到的收獲，只是從直接有關的群眾圈子以外吸收到幾個能夠接受他們那套‘革命’幻想的人，以及在一部分社會工作者和關心公益的知識分子（沒有政治背景而且思想比較開放的）裡面得到一點好感……”﹔“……和國內的民運戰士聯系的工作（這是他們這兩年唯一自豪的工作）”。
二
1976年時，梁國雄20歲，他從少年時代進入青年時代，在一張黑白照片上，他留著那個時代流行的半長頭發，整齊地蓋在頭頂上，實在看不出激進的情緒。他是一名印刷工人，把設計圖案印在絲綢上。在之後，他還做過計算機的紙餅，並在1979年開始興建的地鐵項目上做過安裝空調的工人與測量員。在香港日漸繁榮的建筑業與服務業中，他能找到暫時的棲身之所。不過，他的主要精力與熱情都是在“革馬盟”中。
即使在這個狹小的組織中，他仍不是個起眼的人物，一名熱情有餘、尚不知明確定位的青年人，倒是與他“雄仔”的稱呼很相稱。而“雄仔”的主要任務就是搞宣傳。也是在這個時候，他迷戀上托洛茨基，他的“不斷革命論”和他的飛揚文採。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失敗的，但他的道德與美學價值、令人生畏的樂觀主義，卻對梁國雄有著致命的誘惑。在別人的印象中，他常在游行隊伍後，不知疲倦地散發傳單。他的第一次監牢生涯則與中國相關。那是1979年4月，他因參與紀念四五運動三周年活動，而被控“非法集會罪”，被判入獄一個月。他對於這一個月的監獄生活的最深印象是，房間裡的廁紙太少。多年後，他晉身立法會議員，在繁多的議案中不忘提及，要增加囚犯的廁紙（Toliet
paper）——三個星期才一卷，實在太少了。
而在梁國雄眼中，那日後被視作“黃金時代”的七十年代，遠非那麼單純。在很多歷史記錄裡，它被視作麥理浩的改革年代，義務教學制、大規模公屋興建、肅清警察系統、清潔香港、文化生活興起的年代，殖民政府轉化了它的治理思路——從對香港社會的漠不關心轉變到積極作為，這個城市逐漸從“難民社會”中心態中擺脫出來，有了同居“獅子山下”下的命運共同體之感。
但對於“雄仔”來說，港英政府的變革可不是出於他們的“仁政”，而是迫不得已。“不管在哪個地方，只要工業資本積累到一個程度，它就要發生變化”，多年後，他的分析仍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的痕跡，“而有中國在背後，英國殖民者也必須要改革，它必須讓香港顯現出某種優勢。”在他看來，七十年代也是一段艱苦卻情緒高昂的反殖民運動，所有的進步不是殖民政府主動為之，而是社會壓力的結果。但同時，他又對七十年代興起的其他社會壓力團體（它們是日後民主派的前身）保持著警惕——他們太溫和了，不准備真正挑戰現行秩序，他們充滿中產階級趣味，投書《南華早報》，與政府座談，期待開明政策。
在多年後的一篇文章裡，他多少闡述了當時“革馬盟”在七十年代遭遇的困境與孤立：“人們似乎還可以呼吸到廿多年前殖民地統治的高壓、資本家的貪婪、壓力團隊（也就是今天所謂民主派前身）的蹣跚步伐和保守本質;同時，也看到中共及其代理人視勞動群眾如草芥、壓制、瓦解群眾的嘴臉”。
“革馬盟”不滿香港的一切，卻很快發現他們寄托希望的大陸，也容不下他們，他們不僅難以改變中國大陸的命運，還被它吞噬。1981年3月，當吳仲賢再次北上與民運分子聯絡時，他被安全部門抓獲。為了獲得釋放，他半真半假地供出了香港的托派同志。
鄧小平已決定收緊對社會的控制，他已在政治斗爭中獲勝，就不再需要民間的聲音，西單民主牆時代的短暫自由消失了，不僅魏京生已入獄，1981年4月，一場逮捕行動抓獲了各大城市的主要民運分子，曾經風起雲涌的民間刊物，幾乎全部停刊。而這一年的12月，另一名“革馬盟”成員劉山青仍執意前往廣州，去探望被抓獲的民運人士的家人。結果，他的廣州之行以牢獄結束，他成為了絕無僅有的例証——一個香港人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罪宣判，而且一判就是十年。
我不知道這前後兩個案例給梁國雄帶來什麼沖擊。吳仲賢在歸來後，不僅沒有激起內部的同情，反而遭致無休止的批判。他黯然離開他一手創辦的組織，這一事件成了他一生的污點，直到他1994年逝世前，都未能從中擺脫出來。15歲起就追隨著吳仲賢的“雄仔”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了嗎？
“如果他今天被抓，也會像是1982年一樣的。”在2012年的銅鑼灣的一家餐廳裡，他這樣說。他不是不原諒吳仲賢的“背叛”，而是相信吳似乎反映了香港的革命者的天然脆弱性，吳仲賢“敏銳、聰穎、善辯、恃才、傲氣、刻薄、好強”，他筆下洋洋洒洒，卻從未經歷過真正的考驗。
至於劉山青，我讀到梁國雄的一篇懷念這位獄中同志的文章。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個“雄仔”的文筆，深情、細膩、詩意，多少有點魯迅式的趣味，誰也難以相信這出自一個中學畢業生之手。在文章的開頭，他生動了描繪出這一小群革命者的氣氛：“去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九龍區的一幢房子裡，幾十個人圍坐一間放滿書本的房間;由於人多而抽煙的人卻不少，空氣彌漫著尼古丁的味道，顯得有點渾濁，但卻絲毫無損於人們孜孜不倦的爭辯興致。這群人正在討論著可以為被踐踏的波蘭人做點什麼。”
不過，這種高昂情緒實在難以為繼了。在已經開始的八十年代，整個香港沉浸於懸而未決的命運——它真的要回到中國嗎？這座城市因逃離大陸的難民而興起，對共產黨的恐懼記憶猶新。不過，或許也正是這懸而未決，激發出這個社會的創造力，伴隨著政治上的動蕩，經濟與文化上的香港繁榮一時。
“這是個很中庸的時代”，梁國雄卻這樣評價說。對於一名托派分子，這的確是個沉悶的時代。他們想要反對帝國主義，但殖民者正准備退卻﹔他們要反對中國的官僚，但北京卻顯示出改革的姿態﹔他們想要串聯國內的反抗者，卻再無門可進﹔他們要鼓舞香港人的抗爭，但人們都忙於末日狂歡式的掙錢、想方設法的移民。他們的主張與現實的土壤，格格不入。
三
1988年，當32歲的梁國雄以一名托派分子出現在香港電台的訪談節目《相對論》中時，他一定像是某種奇觀。在節目中，他羞澀、緊張，說話時，雙眼不直視主持人，像是自說自話。不過，他對談論的內容倒是頗有信心，他對香港人講述托洛茨基的理論，儘管承認“革馬盟”
只有十幾個人，他們出版的《戰訊》只發行幾百份，卻在描述香港與中國的解放，把“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第三國際”、“國有財產制”這樣的名詞講述給沉迷於股票、房價、移民和TVB的香港人聽。
不過，他與自己的同志不甘於此。他們要更的直接行動，一個新組織“四五行動”由此誕生。這個名字與1976年的“四五運動”直接相關，成立之時恰好距西單民主牆十周年，儘管魏京生仍在獄中，但這一小群香港人或許也感到即將到來的變化。這個新組織的目標是明確的，首先，它要沖擊香港過時的公安條例。然後，它要爭取1988年的香港直選。第三，它要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
他們在港大舉辦一個有關中國民主、社會主義的論壇，然後4月5日在未向警方申請情況下，由中環游行去新華社。這還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次。警方一度拼命要發牌給“四五行動”，卻被拒絕。他們徹夜開會，出版《四五行動》、《四五之聲》刊物。不過，在其他團體中，它仍顯得過分激進。1989年初，當香港的民間團體響應方勵之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吁，而在香港搞了一個大規模簽名時，只有“四五行動”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北京在1989年春天開始的亢奮，很快讓這個小團體有了用武之地。即將回歸中國的香港，則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他們送去捐款與記者，不遺餘力地報道天安門的消息。他們也舉行示威，以示聲援。北京的一呼一吸，牽動了香港的命運。
四五行動，立刻成為香港最富組織能力的小組織。而在這個過程中，梁國雄的街頭戰士形象出現了。一位目擊者後來回憶1989年時的情形：在維園附近，“每當北京出現什麼新情況，幾分鐘之後，“長毛”已經帶隊在喊口號呼嘯而過”，在崇光百貨門前的三角空地，常看到他舉著喇叭發表演講。
很有可能，也是在那個興奮而狂熱的夏天，他的一頭散亂長發最終給他帶來了“長毛”的綽號，“雄仔”則退隱了。
這注定是是不安的徵兆。在中國傳統裡，男子的凌亂長發是反叛的象徵，象徵對秩序的挑戰。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不過，首先迎接“長毛”與“四五行動”、或許還有香港與整個中國的，是絕望……（待續）